游客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外参观（5月7日摄）。 7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闷热的季节。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的《申报》在题为《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环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间刚刚落成的两层小楼前，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长势正旺。华灯初上，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灯光下那些匆匆闪进这幢石库门建筑的身影。远东第一大城市渐渐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平常的夏夜，在这幢小楼中开始的一次会议，将深远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花开遍地——

一批觉醒的种子悄然发芽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呼之欲出

从彷徨呐喊，到觉醒探索，党的创建者们心中的梦想，像春草一样飞长。

１９２０年４月，几个俄国人悄然来到北京。然后，奔赴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唔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和他的同伴。

就在维经斯基一行来华之前，重回上海的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已积极开展建党工作。

７月，直皖大战爆发。由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军阀混战，把早已内忧外患的中国带进了无尽的深渊，也催生着中国进步力量的觉醒与成长。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这年８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２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党史专家赵子忱说。

两个月后的金秋十月，取名为“共产党小组”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宣布成立。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

“早在这年１月，在李大钊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党史专家公方彬介绍，“３月份，又成立了以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为成员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

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一南一北，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

１９２０年那个盛夏，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几经周折，远赴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直接接触联系——京沪两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给了毛泽东极大影响。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

这年冬，毛泽东收到了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好友兼同学蔡和森寄来的一封长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今天，在长沙新民学会旧址陈列室内，３本长约２２厘米，宽约１４厘米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静静地躺在玻璃橱窗里。

“蔡和森的这封信，是８月１３日寄出的，由于最初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信，９月１６日又给毛泽东来信，并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曾任新民学会旧址管理处主任的赵丛玉介绍。

蔡和森之女蔡妮老人说：“父亲的信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毛泽东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年冬，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等。

在上海，在北京，在长沙，在武汉，在广州，在济南，从１９２０年８月到１９２１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６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这些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党史学者邵维正说。

一份译自１９２１年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俄文稿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５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６个小组，有５３个成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专家介绍，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发动工人、唤醒民众、积聚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理论武装的新型政党，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