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上海兴业路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修缮工程已于近日提前竣工，并将于5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是具有20世纪20年代上海民居风格的石库门楼房。纪念馆内有出席一大会议代表的蜡像，以及建党时的珍贵文物、文献等数百件展品，会议室家具均按原样仿制。新华社发（郭长耀 摄）

新华社记者贾 永、王玉山

引子

７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时候，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这天的《申报》在题为《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

环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间刚刚落成的小楼前，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长势正旺。

华灯初上，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路灯下那些匆匆闪进这幢石库门建筑的身影。

远东第一大城市渐渐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平常的夏夜，在这幢小楼中开始的一次会议，将深远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

山雨欲来——

一本印错封面的《共产党宣言》悄然面世

一个游荡于欧洲的“幽灵”来到古老中国

一本发黄的小册子，３２开，５６页，竖排。红色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书名为《共党产宣言》。

出版时间：“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译者：陈望道。

“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说。

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终于来到东方的中国。

１８４８年，当远在英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中国的门户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已洞开。古老的帝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１９１５年９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这本杂志，每期的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过２００块大洋，却仿佛一道闪电，给沉闷的夜空带来了一声惊雷。

在题为《敬告青年》的创刊词中，陈独秀充满激情地对中国青年提出６点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时年３６岁的陈独秀，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而此前的１９１４年，借用家乡的独秀山作为笔名的陈独秀，在日本见到了小他１０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陈李相逢，为７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埋下了历史伏笔。

“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宣示一个古老民族的青春梦想。

１９１７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北迁。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也就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著名的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１１月１５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现场聆听李大钊演讲的众多青年人中，就有时年２５岁的毛泽东。

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间发生深刻变动。到１９１９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２００多万人。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成为继知识分子之后，近代中国又一重要的社会力量。

１９１９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列强把持下的所谓“和会”，不仅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将德国此前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５月４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３０００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空前的学潮，引发了一场漫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南京政治学院教授何怀远说。

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读者们很快发现，这时的《新青年》杂志，整本都在介绍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

“到了１９２０年，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１６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那一时期，有多少觉醒的青年人像毛泽东一样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２０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２２岁的周恩来被捕。出狱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他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是年早春，应上海《星期评论》之约，留日归国的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里，开始翻译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译著——《共产党宣言》。

这个早到的春天，注定要为日后的中国留下一抹浓郁的春意。

也是在这个早春，为躲避军阀政府的迫害，出狱不久的陈独秀由京秘密转沪。在掩护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就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宜——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由此而来。

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应该给新成立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李大钊回信：“叫共产党！”

而今，在北京的一所俄式建筑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当时的通信，墨迹犹存。

这年８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发行，首印１０００册，很快脱销。当时，“幽灵”被译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错印成了“共党产”。

１９７５年１月，８４岁的陈望道应邀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参观，工作人员拿出几种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请他帮助鉴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红色封面的译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才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也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

“因为首版的书名有误，这年９月，又加印了１０００册，标题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蓝色。”陈望道之子陈振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