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五号文件”推动多党合作长远发展
记者：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也就是两个“五号文件”。两个“五号文件”出台时，您正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您认为，两个“五号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较之“14号文件”，又有什么发展？
周铁农：如果说“14号文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地位，那么，两个“五号文件”就在制度层面上为多党合作格局不断延续提供了保证。两个“五号文件”制定和出台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大量吸收民主党派意见的过程。
“14号文件”出台15周年前夕，各民主党派希望中共中央能再出台一个文件，把这些年对多党合作的新认识、新经验充分体现出来。新认识、新经验究竟是什么？经过和中共中央反复商量，最后集中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上，而这些经验也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得到体现。”周铁农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出台时，我正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意见》起草过程中多次征求了我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全国政协组织检查组去各地落实情况。我和思卿同志共同带队去福建检查落实情况。他是党内副主席，我是党外副主席，这也算是多党合作在很多细节上的体现吧。
记者：根据检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其它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您认为，两个“五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怎么样？
周铁农：两个“五号文件”使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日益加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认认真真地按照两个“五号文件”的要求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比如，每年7月，不管中共中央的工作多忙，一定会抽出时间来听取各民主党派对上半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商量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有关问题。对其它重大问题的协商非常密集。现在重大协商是什么题目，中共中央在年初就会通知各民主党派，我们可以提前做研究，提高协商的质量。
另外，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反复讨论、协商，征求意见。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高层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近80次。各民主党派本着进直言、做诤友和挚友的精神，通过到各地调研，在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基础上，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许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采纳。
地方上，两个“五号文件”也落到实处。各级党委检查工作时，也把贯彻、落实两个“五号文件”作为重要的检查内容。有了两个“五号文件”及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在多党合作问题上就不存在做与不做的问题，只有做得好些差些的问题，这样有利于提高基层多党合作工作的质量，缩小与中央的不合理差距。
用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政党制度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您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关于中国的政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并表示愿意在会后接受外国记者的专访。您的坦诚获得了各界好评。我想知道您平常怎么样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
周铁农：我在地方工作时，就开始接待外宾，到北京工作后就接待了更多的各国来宾。很多外宾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很感兴趣，我也乐于和他们探讨相关问题。不过，我并不喜欢从理论上探讨政党制度。因为，谈理论不太容易谈下去，经常发现双方的理论体系不一样。所以，讲理论，和学者讲，我讲不过他。和其他人讲，我又讲不懂他。
我习惯于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的发展实践两个层面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我首先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摆在中国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发展，发展中需要有人来带个头。要成为带头的政治力量得符合两个标准：第一要稳定，第二要不保守，善于接受各方监督。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支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没有人要拉其下台，所以稳定；另一方面，有人在不拉其下台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监督，使其不保守。
记者：您怎么样让西方人理解“在不拉其下台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监督”？
周铁农：我以为不以拉下台为目的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是为了执政党把工作做好，有利于执政党地位更稳固，执政党显然乐于接受。相反，如果以拉下台为目的，这种监督之间就缺少信任，一方不得不对另一方说的每句话都要警惕，仔细思考，其居心究竟何在，是不是为了取而代之，这样监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中国的政党制度既有利于政治力量的稳定，又有利于接受监督。
我告诉他们，从实践上看，现行的政党制度已经保证中国实现了连续30年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是已知数；换个政党制度是未知数。当然，这个已知数里肯定有些问题，但是这个已知数总体上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已知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感觉还不错，为什么要找未知数来代替呢？很多外宾还是认同了我的观点的。（江迪 俞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