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12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91.88%的赞成票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决定共有111条，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国人大启动修改计划到最终修改，历时10个年头，可谓“十年磨一剑”。

    刑诉法修改虽然尘埃落定，但公众对一些内容的修改不太理解，有的甚至误读。作为以记录民主法制进程为己任的检察日报，及时策划推出了刑诉法大修“探秘”这组报道，以四个版特刊的形式隆重推出。除了刑诉法修改历程的背景链接外，这组报道共有21篇，分别对公众关注的重点、焦点、热点问题做了聚焦。比如，对技术侦查为什么要列入刑诉法、“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为什么被误读、为什么对发回重审作限制规定、不得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到底是否矛盾等问题，通过采访亲历刑诉法修改的专家、学者，予以权威解答。专家、学者详细的讲述，记者对背景资料的穿插援引，使这组报道具有可读性，既可让读者了解刑诉法修改的来龙去脉，又有利于司法实务工作者了解法条修改的意图，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

    这组报道角度新颖，选取的点既是公众关注的，又是修改的要点（参见“附：报道的文章标题”），可谓抓住了新闻点，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发挥了正面引导舆论的作用；这组报道通过报道修法过程，也让公众了解到立法机关是如何修改法律的，以及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过程，尽到了一个法治媒体的社会责任。这组报道刊发后，产生强烈反响，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人大网、搜狐网、凤凰网等广为转载。许多专家学者、司法实务者表示很有价值，这组报道值得收藏、留存。

    代表作

    “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被误读过

    “草案一审、二审期间，人们都关注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条款。”5月9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告诉记者，2011年9月，草案一审稿提交审议后，有不少人认为该条款是法治的大倒退，这是一种“误读”。

    “不通知”范围变窄

    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除无法通知或有碍侦查以外，应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二者的适用条件是一样的。草案一审稿对此作出修改。

    一审稿规定，拘留后“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是: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除此之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记者看到，一审稿中，逮捕与拘留的“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一致。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稍有差别，去掉了“等严重”字样。

    上述条款面世伊始，便遭受“秘密拘捕”、“法治倒退”等质疑。“这是一种误读。”王敏远表示，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有碍侦查……不通知”适用于所有罪名，其范围非常广泛，一审稿明确规定的适用范围，让“通知”的范围变宽，“通知的例外情形”变窄，仅限于几类犯罪，是一种进步。

    然而，一审期间，公众对该条文意见较大。2011年8月底至9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征集对草案的意见，共有7489人提出80953条意见。其中，比较多的意见担心，该条款易被侦查机关滥用，造成秘密关押、拘捕，建议“一律通知”或规定“不通知”的最长期限。

    民意被立法机关充分尊重。草案二审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适时表示，一审期间，有的部门、地方、单位和社会公众提出，应当对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进一步作出严格限制，故二审稿新增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一律24小时内通知家属。

    “一方面允许执法机关在侦查很严重的犯罪时，工作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在不妨碍侦查的情况下，尽量保障家属的知情权。这平衡了侦查的需要以及家属的知情权，现在的写法是适当的。”二审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等对这一修改表示肯定。

    “进一步限制”例外情形

    记者看到，新刑诉法在二审稿的基础上，对“不通知”的情形进一步作出修改。这主要体现在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款的修改上。

    一审稿、二审稿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通知”情形均规定: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但三审稿、最终通过稿将其改为: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对此，在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在审议中，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反复权衡研究以后，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限制’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这样的规定充分反映了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权利保障的重视。”

    “在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拘捕，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郎胜说。

    为何删除“原因和场所”?

    现行刑诉法、草案一审稿、二审稿都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时，应当把采取强制措施的场所和原因告诉家属。

    “草案三审稿删掉了‘原因和场所’，这是否会引起操作困难?”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这一问题。

    “需要通知的内容非常多，每个案件的情况又不同，不可能在法律里都一一作出规定。”郎胜表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通知”是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但实践中，案件情况非常复杂，当事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有时犯罪嫌疑人已请了律师，那么就不需要通知其聘请律师了;有时候，还是需要通知其家属委托律师。

    那么，应“通知家属”哪些内容呢?“一般情况下要通知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羁押的场所。”郎胜表示，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人犯罪，有了犯罪线索，当时据此来通知家属，但事后随着案件进展、进一步的侦查，可能一开始通知的涉嫌罪名和后来的又不一致，“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法律对通知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司法机关应根据这一规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通知。”

    新刑诉法第83条规定，拘留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不通知”能否设最长期限?

    “有碍侦查在司法实践中有特定内涵。”王敏远表示，“有碍侦查”是指被拘留人属于恐怖活动犯罪集团案犯，其他案犯尚未捉拿归案，其被拘留的消息传出去，可能会引起其他同案犯逃跑、自杀、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或者被拘留人的家属和犯罪有牵连，通知后可能引起转移、隐匿、销毁证据等。

    王敏远认为，如果几天“不通知家属”，会令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警觉，因为此类犯罪组织往往对人身的控制程度很强。如果一个犯罪人的同伙、犯罪组织都已经猜测到他被逮捕了，而他的家属却不知道，此时的“不通知”，对侦查无益，对人权保护有害。

    王敏远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对“不通知”设一个底线，即对“有碍侦查情形消失后……”作出解释，给出一个确定的期限，如“3天、5天后，一律应该通知”。

    （本文刊发于2012年5月14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