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扶贫办刘主任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还有近1亿贫困人口。人大农委的报告表明，去年中央财政综合性投入接近3千亿，也就是人均3000元。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小康县”与“贫困县”两个不同帽子之间的县之间，得到的待遇差别很大，得“贫困帽”的县得到了很多资助，一些贫困户存在不实脱贫，主动返贫的等靠要的思想，一些地方政府要政绩的时候要“富帽”，要利益的时候争戴“穷帽”，争戴穷帽子，把“贫困帽”当作宝贝，某些甚至打出宣传标语，“热烈祝贺成为贫困县”。这样形成“贫困—扶贫—贫困依赖—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扶贫工作要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我的问题是如何打破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我国近1亿贫困人口的统计精准性多高？误差率多大？如何改变扶贫工作资源分散、体制分拨、管理分治的碎片化现象，形成扶贫工作的整体合力，提高扶贫的有效性？

    [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谢谢辜胜阻委员。您提的这个问题应该说很重要，也很有代表性，是社会各个方面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工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坦率地说，解决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又必须也应该尽快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为了便于说得清楚一点，我想把贫困县的有关情况做一个介绍。1986年我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扶贫开发，国家成立了扶贫的领导机构，确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国家设立了专项扶贫资金，不过那个时候的扶贫资金比较少，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亿，后来增加到几十个亿。2001年以后，才增加到100个亿，今年达到了400个亿。

    在这27年期间，我们的贫困县也进行了三次调整。首先是86年国家确定了331个贫困县，当时的标准分了三个层次，都是以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农区年收入低于150元，牧区的低于200元，革命老区的县低于300元，这样的县都进入国家贫困县，这个标准确实比较低，当时叫国家贫困县。1994年，我国实施“八七贫困攻坚计划”，对贫困县作了第一次调整。以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实行了收入在400元以下的，全部进入。收入超过700元钱的，全部退出，叫“四进七出”的政策。全国按统计的数字下来，最后确定了592个贫困县，增加了261个。

    到2001年，国家颁布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扶贫纲要”，对贫困县又做了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有两个特点：第一，原来东部六省有33个贫困县。这33个贫困县的指标都让出来了，东部不再确定国家贫困县，都调到中西部省区。第二，西藏自治区作为特殊的扶持区域，整体享受贫困县的待遇，所有的县全部享受。所以贫困县的名称也改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总数仍然是592个，没有变化。标准在2009年国家的扶贫标准调整为1196元，这是2008年的全国农村人均收入，这是第二次调整。第三次调整是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对重点县进行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也有两个特点：第一，把调整的权限下放到省里，各省按照高的出、低的进，“出一进一”，严格程序，包括公示，总量不变的原则，全国调出38个县，调进38个县，总数仍然是592个县。第二，原来的重点县中以前有一些评比，比如“百强县”、“小康县”，全部从贫困县里调出来。这时又对扶贫标准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同时提高了扶贫的标准，将标准调整为2300元，提高了92%。

    总的来看，历次调整进入重点县的，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地区。客观地讲，确定重点县，是我国扶贫开发实施区域瞄准的主要办法。这些县也确实需要帮助，仅仅靠它自己的力量，是脱不了贫的。所以，确定贫困县也是体现了小平同志“两个大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在突出我们扶贫工作的重点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形象地说，重点县有点类似于身份的划定，就是凡是进入重点县的，不仅可以拿到扶贫的资金，而且可以享受到多项的政策支持，包括中央的、地方的、部门的、社会的支持，也包括财政、投资、信贷、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定点扶贫、甚至国际援助方面的帮助。所以，好处不少，这些好处对贫困地区、贫困县加快发展，应该说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所以它的吸引力比较大。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帮扶力度的加大，部分重点县特别是资源型重点县发展得很快，一些经济指标已经高于或者是接近全国或本省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重点县扶持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有这么多好事，所以很难退出。客观地讲，在政策上缺乏退出的正激励效益。反过来说，我们在政策上实际是反向激励，留在里面的好处很多。因为我们确定扶持对象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县级财政收入、贫困人数来确定的，不退出有好处，退出没有好处。所以一旦当上贫困县，群众不愿意退，干部也不愿意退。

    客观地讲，干部也不敢退。所以就出现了干部群众普遍不愿意“摘帽”的情况，一些非重点县也想办法哭穷“戴帽”。这件事我们也分析了，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这里除了好处以外，更重要的是政绩观和考核体系的问题。在考核办法中，基本是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基本没有进入考核体系，做不好没坏处，好处是可以保留。所以现在客观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一些县的经济指标上去了，但是老百姓得到的好处不明显。一些县虽然很穷，但是县城建得很漂亮，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城，大街很宽敞、房子很漂亮，县里的中学建得很好，父母去陪读，把县城的房价拉高了，医院建得很好，农民看病至少要到县城去，但是一出县城就比较糟糕了。这些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如果都这样的话，农民怎么办？贫困群众怎么办？我们必须研究解决。

    经党中央、国务院研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2月18日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要进行改革。一是，改进贫困县的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的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作为主要标准，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近日，中央组织部已经发出通知，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安排，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开展将引导贫困县，特别是贫困县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转向扶贫。

    二是，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瞄准扶贫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贫困户而不是贫困县，甚至不是贫困乡镇、贫困村，当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倾斜于县、乡、村，但是主要是让老百姓富起来的要瞄准家庭。贫困工作的重心下沉到村、到户，精准识别“扶真贫”、精准帮扶“真扶贫”，精准管理建机制。特别是要因地因人制宜，分户分类指导，帮助贫困对象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一次有一位委员讲了“改授人以鱼变授人以渔”，也就是有捕鱼的本事，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重点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措施。四是，开展试点，探索重点县的退出机制。这个问题我就汇报这么多，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