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是指导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淡化GDP增速到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保障改善民生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节能减排到更加注重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从积极推动原始创新、应用创新和高端创新到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推进城镇化到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从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到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从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这些变化和亮点勾勒出中国“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导向。正确理解和把握发展导向，关键要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

　　■抓机遇与抗风险的关系

　　“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因为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新特征。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互联，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并存，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交织。在这一背景下，抓住机遇就可以掌握主动，战胜挑战就能创造新的机遇。因此，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提高把握机遇与抵抗风险的能力，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要积极研判世界最新的发展趋势，要认真吸收应用世界最新的发展成果。从外部环境看，“十二五”发展既面临积极因素，也存在不利条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必须树立全局意识、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的发展更需要立足国情。从内部发展看，我国“十二五”发展既具备了再上新台阶的条件，也肩负着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并进，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和党执政地位的矛盾已经显现，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以解决。

　　■转方式与稳增长的关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发展的主线，是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全领域、全过程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最为关键的是处理好转变与发展的关系，要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质与量的结合、快与好的统一。

　　转方式就是要在发展中促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从来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是否以公众利益为根本标准，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判断标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稳增长就是要在转变中谋发展。继续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无论是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维护稳定，还是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都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这一核心主题。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低端低级经济结构向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由单纯依靠投资向消费、投资、出口综合协调拉动转变，由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用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化解矛盾、减少代价，提升效益。

　　■促投资与扩消费的关系

　　在“十二五”目标任务中，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战略居于首要位置。投资、消费和出口被喻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消费疲软、内需不足，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化解的主要矛盾，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扫除的最大障碍。把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积极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新局面，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消费需求，难在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扩大投资需求，重在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同时，内需与外需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稳定外需，根本目的都是改善民生。

　　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是要形成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的机制，让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有钱能花”。这就需要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培育内需增长新动力。按照五中全会要求，既要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要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同时，要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出发，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寻求扩投资与促消费的结合，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益。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收入、促就业、惠民生有机交融，创造更多最终需求，使扩大内需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引擎。

　　“十二五”期间，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但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外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十分重要，对扩大就业、促进增长、调整结构、提升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各种资源要素，推动扩内需与稳外需协调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资源配置，为国内发展提供强大持久的外部支撑。

　　■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关系

　　“十二五”期间，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推动力量。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1亿，流动人口超过3亿。流动人口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拉动作用逐步强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群加速崛起和繁荣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依然处于中国城市化的领先地位。大城市化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但与此同时，“大城市病”将成为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时期，这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形势严峻，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非传统危机、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正成为城市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这六大“城市病”将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成为未来城市的当务之急。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从“两型”社会向“三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是“十二五”时期城市发展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低碳化与高端化的关系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生产方式低碳化的要求：加快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同时，也明确了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等产业体系高端化的五个基本目标。生产方式低碳化、产业体系高端化实际上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低碳化就是高碳文明向低碳文明转变，高端化就是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跃升。“一低一高”不是两个对立面而是一对结合体，不是一个时髦口号而是一种前沿理念，可以概括为一个标准和一条路径。

　　一个标准，就是节能减排。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一条路径，就是科技创新。我们追求的低碳经济不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发展。它是人类经历高碳文明之后的螺旋式上升，是科技与生态的联姻，是人类与自然的共振。特别是要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契机，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抓创新与强后劲的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新一轮调整，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信息网络等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力求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抢占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制高点。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重点是创新。“十二五”期间，要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这三个支撑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的贯彻实施，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来推动发展、通过加快教育改革来支撑发展、通过发挥人才资源优势来服务发展，构建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城市综合创新体系，增强发展后劲。

　　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中心环节，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把自主创新作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的关键要点，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

　　坚持“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为国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

　　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方针，建设人才强国。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把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作为根本任务，努力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坚持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人才队伍建设思路，充分发挥国内人才作用，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明显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比重。

　　■保民生与促公平的关系

　　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强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将意味着更加重视人的尊严、社会公正、和谐均衡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将成为现代城市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导向。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全球前列，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反映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上，又表现出三个突出问题、难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仍处于百位之后，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二是社会矛盾凸显。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日趋复杂。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三是社会公平受到质疑。一方面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弱势群体、下岗人员、打工人员的声音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是网络民主、网络监督异军突起，政府的服务能力受到公众的诟病。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现象为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多层次、多样性、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对传统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些需求、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通过社会建设推动政府转型。

　　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城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从发展趋势看，这种转型有三个基本导向：一是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好的治理模式；二是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是把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工作放在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去；三是从“大政府”到“大社会”的转变，就是依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要求，是真正意义的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

　　■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

　　“十二五”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富强崛起，最终可以归结、外化为两种“力”：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表现为物质力量，软实力内化为精神力量。在发展竞争中，如果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攻就破；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攻自破。硬实力和软实力缺一不可，相得益彰。

　　“硬实力”还要硬下去。硬实力是基础，没有硬实力的提升，发展失去支撑，软实力也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快发展，我们还需不断提升硬实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提升硬实力，这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十二五”中国发展已进入软实力、软功能、软环境竞争时代。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六种资源：一是文化。只有那些具有高度包容性，并且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出重要力量的文化才可以成为软实力资源。二是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和政府公信力。只有获得普遍认同，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和政府公信力才能成为软实力的资源。三是制度模式。只有那些具有创新性的，并且能被国内外广泛接受和实践的制度模式才能够成为软实力资源。四是外交政策。只有那些得到世界人们的广泛尊重，从而有利于提高国家形象的外交政策才能够成为软实力资源。五是信息渠道。只有能够掌握信息渠道的国家才能够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并且由信息带来软实力。六是国民素质形象。只有良好的国民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民族性格、道德水准、公众素养和文明程度才能称之为软实力。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提升软实力的重中之重。文化正在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文化正在成为区域发展的支柱型产业，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文化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注入文化的内涵，经济才能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同时，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纽带，是创新管理的导向。在社会建设中导入文化文明的精华，从文化层面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是加强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更加注重树立“大文化”理念，促进文化与区域整体发展相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相结合，促进文化创新与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促进文化面向基层与立足市场相结合，促进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相结合，促进文化发展与社会建设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不断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促改革与保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我国多年来最大的发展成就，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发展进步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加强宏观调控，还是调整经济结构；无论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还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赢得空间、获得动力。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部署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城乡改革等八方面的改革任务，就是对未来五年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分解。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在“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的总体形势良好，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要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使整个体制更加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发展，任何发展机遇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十二五”时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要进一步明确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就要进一步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依存和互动日益明显。我国经济政策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外部环境对国内发展的作用也在加大。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树立国际视野，善于进行双向思维，实行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以我为主，内外兼顾，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壮大自己。

　　准确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的新定位，就要求我们主动适应新形势，紧紧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期、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期、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期，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促进国际收支在更高水平上基本平衡。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和改善多边、双边经贸关系，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争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