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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法距1982年首次颁布试行至今已整整三十年，期间历经了1991年、2007年以及本次2012年的三次修改。

三十年的立法之路，伴随着一个个跨越式的进步，程序正义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当事人诉权保障日趋强化和规范，服务型审判的角色定位愈发明确，一个适应中国当代现实国情的民事诉讼制度已经逐渐形成。

追溯第一部民事诉讼法的诞生，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系列基本法律陆续颁布出台，昭示着国家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心，也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浩劫，原本就基础薄弱的民事司法已经被摧毁，再加上毫无前车之鉴，所以说当时的起草工作可谓“白手起家”，困难重重，但法律制定者并没有退却，夜以继日投入到立法工作中。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耄耋之年的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是我国民诉法立法和历次修法的核心专家，据他回忆，这个小组采用了“三结合”的安排，由立法领导成员、司法实务部门的法官和高校学者三部分人组成。

法律在起草之初就定下了要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要真正契合中国司法实践的总基调。因此，动手起草之前，民诉法起草小组专门听取了全国各级法院对民事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存在的问题。“充分的准备让我们对当时的司法实践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使出台的法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江伟说。

从起草小组成立，历经三年时间，1982年3月8日民事诉讼法经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为慎重起见，当时采用的是试行。

“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从当时民事审判实际出发，总结了解放前‘根据地’时期的审判经验，兼顾了中国历史传统，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同时，它为1991年‘正式法’的颁布和修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江伟对三十年前的那次起草工作如此评价道。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观念的变迁，以及民事和经济实体法的不断完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上日程。

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江伟说，法律的一个重要修改是明确提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原先的法律只是强调要保证法院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案件，并没有提出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江伟表示，1991年修订时，在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一条专门明确要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然后才提出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

“1991年的修法构建了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对本刊记者说，它以诉权保障为基础，将当事人的诉权高高举起，此后，审判机关开始由“干预型”向“服务型”角色转变，中国的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演进。

2007年，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申诉难”、“执行难”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完善了再审程序，细化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这次修法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强化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汤维建说，程序违法成为独立的再审理由，当事人可以基于法院程序违法的事实申请再审。

同时，这次法律修改提升了执行效率，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修改，强化了法院执行的强制力，补充了执行救济制度的内容，初步确定了国家执行威慑机制。

社会快速变迁，立法仍需不断发展。2011年，民事诉讼法开始进入第三次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新的案件类型不断出现，民事诉讼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司法改革的实践积累也推动着民事诉讼程序在立法的大框架内进行完善。”汤维建说。

针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修法给出了解决对策：一方面，在对当事人诉权继续进行强化保障的同时，完善了当事人的诉讼责任机制,确立了诚信诉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完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角度出发，对整个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细化；从提高司法效率、便民诉讼的角度考虑，修改简易程序，增加了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并对民事检察监督、公益诉讼等学术界、实务界呼吁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创新性的规定。

汤维建认为，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是对诉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进行了合理的配置，从而构建出一个适合目前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更加成熟的民事诉讼体制。

回顾三十年来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一项沿袭至今的立法指导原则令江伟感慨颇深。他说，那就是要尊重本国国情，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在立法之初，包括三次修改从来没有颠覆过这个原则，这使我们的立法不好高骛远，更加脚踏实地。”（记者 张维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外景 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