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息怒：记忆中的石景山生产基地和文安生产基地

从1960年年初开始，全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粮、油、蛋、肉、蔬菜等都极度匮乏。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建生产基地，种粮，养猪，生产蔬菜等等，来搞好生活，补充集体伙食，渡过灾害带来的生活困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大会堂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搞生产基地。1960年，经联系，北京石景山区农林局划拨给我们几十亩土地。这是农林局自己经营的果树园、苗圃用地，位于西古城往南的永定河边。这里原是沙滩地，后来我们称之为“石景山生产基地”。常委会办公厅、大会堂两个单位共派八名工作人员常驻石景山生产基地，负责日常管理，安排生产，组织安排机关轮流劳动人员的生活、劳动等事情。当年，在这里就盖了三排房子，有常驻人员的办公室、宿舍，还有临时来劳动的人员的宿舍，能容纳六七十人。后来，还建了猪圈。机关工作人员轮换着在这里劳动，种粮，种菜，养猪。生产的东西用来补充集体伙食的短缺，缓解市场供应的不足。因为这里是河滩地，石子多土层薄，生产效益低，后来又通过河北省领导，划拨给我们一块位于文安县的文安洼，我们称它为“文安生产基地”。大会堂派了路锡成科长和郑振林同志常驻文安生产基地。这里土地多，可以用机器耕种，我们就购置了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可耕，可播。这里主要是生产高粱。另外，还联系到北京市顺义县机场附近天竺苗圃，在小杨树苗的空隙里见缝插针地种上萝卜，经常派人去管理，秋天收了几卡车萝卜。

1960年，范息怒（左一）与部分大会堂工作人员合影

生产基地成立了，但在机关内部没有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基地有事都由人民大会堂管理科直接办理。如调拨物资，定期组织各科人员参加劳动等等。两处生产基地在常驻人员的精心管理之下，充分利用水土自然条件，又有全体职工参加劳动，加上播种管理及时，到了秋天赢得了大丰收。文安生产基地收高粱十万多斤；石景山生产基地的小麦、红薯、蔬菜也有了收成，还养了几十头猪，保证了去参加劳动的同志们的吃饭问题，还对机关伙食有所补贴。文安生产的高粱在食堂吃有困难，这时候管理科科长马振峰同志为了把高粱变成在食堂吃着方便的东西，想尽办法、费尽周折地找到农垦部的局长王坦同志，把高粱换成了几万斤的东北大豆，留下一万斤大豆在食堂做豆腐、生豆芽，改善集体伙食，又用剩余的大豆到芦台农场换回大米，补贴伙食。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在生活困难、粮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一个食堂能弄到一两万斤大米，真可谓天大的好事。

1961年，文安生产基地又种了高粱，因为水灾颗粒没收，后来只好卖掉机器，文安生产基地就此撤销了。石景山生产基地继续存在。1964年，全国灾情缓解，供应情况有所好转。当时由于石景山炼钢厂扩建占地，我们就撤销了这个基地。生产基地虽然已经被撤销了，但在记忆中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下了精神财富。在生活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它给我们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劳动能创造财富、改善生活，劳动是人类的本能；土地是珍贵的，土地像母亲一样无私，供给我们乳汁、粮食，使我们有力量，增长智慧。

1958年，范息怒(第四排右七)和冯尔义(第三排右四)被下放到陕西省蒲城县上游人民公社劳动，下放回北京后，他们被分到人民大会堂工作(本文图片由范息怒提供)

冯尔义：困难时期的“双蒸饭”和“人造肉汤”

提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生产基地，我有独特的感受。1959年9月末，大会堂食堂正式开火了。领导决定由我、王礼、孙丰庭、李运河、王瑞刚、邢树林为管理人员。我们当中只有王礼曾经搞过食堂工作，其余都是新手。二十多名厨师来自南北四五个省市，对他们每个人的业务情况，我们了解不多。厨房设备是全新的，要在使用中不断地认识、试用、熟悉。人员和设备都要在工作中磨合。面临着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感到压力不小。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外省市来的，年轻人多，单身的多，一日三餐都要靠食堂。他们生活习惯不同，口味不同，南方人以大米为主，不吃玉米面之类的粗粮，这在当时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食堂开火几个月后，我作为管理人员对厨师有了一定的了解，对食堂整体工作也刚刚摸索到一点规律，在工作即将走上正轨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困难又来了。那就是从1960年开始的全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作物大大减产，城乡物质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困难，城市居民节衣缩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定量。大会堂职工也是一样，不管是集体户口还是散居户口，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均为男二十八斤，女二十六斤。这对办集体伙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又是灾难压顶，粮食凭户口定量供应，而且是粗粮多、细粮少，每人每月只有三斤白面、三斤大米，其余都是粗粮。副食每人每月二两肉、二两糖、一两麻酱、半斤食油，蔬菜供应也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计划一个月的伙食、安排每周的食谱谈何容易。这时唯一的内行管理人员王礼同志调走了，新成立的食堂，在物资方面也没有什么底子，真是人走物缺，困难可想而知。

我要和全处职工共同渡过难关。一定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方法，管理人员和厨师们一起想了不少办法，如做“双蒸”米饭，做“人造肉汤”，去郊区寻购柿子等等。所谓“双蒸饭”也叫碗蒸饭，先把大米称好重量，按照四两、二两分别放在大、小碗里，然后加水蒸一下，再加点水再蒸就叫双蒸。既解决盛饭时的损耗又保证米量得准确。米饭虽软或者说烂了，但看起来涨眼（多），以满足精神上的安慰。所谓“人造肉汤”就是用植物叶子和厨房的一些汤水混合发酵而成的。王瑞刚同志去远郊区寻购来两卡车的柿子，也充当粮食给大家改善伙食。我们还在北京铁路局已经废弃的位于和平门外南城根的货场建了猪圈，利用宴会厨房的泔水等养猪。食堂派了薛恒山同志喂猪，为大家提供了猪肉，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让全体职工在春节吃上了肉馅的饺子。

因为我们人多，尽管想了一些办法，但没有解决实质性困难。后来，我们生产基地生产的小麦、红薯、蔬菜等为搞好伙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文安生产基地收了十多万斤的高粱。我们用高粱换来东北大豆，在食堂做豆腐，生豆芽，改善了生活，还节省了个人粮票，又用高粱换来大米。食堂粮食多了，不用再做“双蒸饭”了。大米多了，也解决了南方来的同志不喜欢吃面食和粗粮的问题。两处生产基地合计提供了十多万斤的粮食。如果每人每年的口粮按三百六十斤计算的话，十多万斤就等于增加三百多人的口粮，为我们改善伙食、调剂花样提供了物质条件。这十多万斤的粮食如雪中的炭火、久旱的甘霖，让我们喜出望外，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回忆往事，我真心感谢当年常驻生产基地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他们为了迎战自然灾害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感谢那些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人。至今我对石景山、文安生产基地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我怀念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