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索实业救国，到发起组织民建，再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尽心竭力，胡厥文的毕生都在为救国救民、强国富民而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胡厥文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看做千载难逢的为国效力的黄金时代。

　　胡厥文在二十来岁时便创办新民机器厂，专攻机械制造，当时的他被同行誉为“机器之友”。当时的他曾抱定这样的人生宗旨:一不当官，二不为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那么，是什么让他年届半百时还要“从政”，发起组织工商业界自己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直到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胡厥文的一个发言可以给出答案。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副总理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其中谈到“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五年内，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其中工业是重点，占58.2%。”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会议的胡厥文听到这段话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在大会上畅谈自己的感受：“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强国裕民是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胡厥文接着说，“我是从事资本主义机器制造工业经营的。当年纪不很大时，看到火车、轮船，就感到没有机器，国家不可能强大。后来听到‘实业救国’的说法，也是心向往之。几十年来，我经营的企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到解放前夕，已是奄奄一息，所谓‘实业救国’真是在做梦。这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研究技术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遭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的企业绝大部分接受的是国家订货，去年又获得批准了公私合营，改进了生产经营，发挥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非常愉快。这都有力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才能把贫弱的中国变成富强的中国。”

　　这个真情表白，不仅道出了胡厥文“从政”的缘由，更表达了他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他担任第四、五、六这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他对社会主义祖国寄予无限期望，坚信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为祖国的振兴而尽心竭力。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周恩来总理抱病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了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胡厥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胡厥文成为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在四届人大期间，胡厥文努力学习大会文件，写下了《学习四届人大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为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年届80高龄的胡厥文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努力工作矢忠忱”，在1975年的春末夏初，到时称“大三线”的大西南的重庆、四川和云南等地视察工作。

　　1978年2月2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被破坏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恢复。大会发出了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胡厥文在回忆录中谈到，“我将这次会议看做是全国人民的喜庆，也是工商业者的喜庆。兴奋之余，我更感到在国家四化建设的新时期，自己肩上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

　　1979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胡厥文大病初愈后便出席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会后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后来他所说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和“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这两句话，成为民建和工商联成员在新时期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