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愧对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身份与职业的分离。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壮大，解决农民工的现实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进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

    农民工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国后，国家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大量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增长为1960年的19.75％。后经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精简城市人口，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使城市化率不断下降。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是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随着改革的深化，1982年以后，中央陆续提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针，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农民就地办起企业，自发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培育了大批工业、服务业人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镇二、三产业大发展，大量的农民劳动者进入城市，“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开始大量出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9年5月19日联合发布的《2008年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他们分布在城镇的各个生产、经营领域，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奉献着力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和经济发展。

    农民工是先进生产的创造者

    农民工自出现以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据统计，目前农民工已占全国加工制造业的68%，建筑业的80%，第三产业的52%，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打工阶层。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农民工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农民工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最年轻、最富活力、最有创意的那部分人，纷纷离开土地，走进城镇，进入工厂，成为农民工。大批农民工的出现，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为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铺平了道路。

    农民工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贡献力量，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2.25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5.4万亿元，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农民工功不可没。

    农民工平均工资每年约为8000元，仅为城镇工人的一半，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正是被低估的劳动力价值，补贴着全世界的中国商品消费者，为“中国制造”在西方国家打开了市场。

    农民工在建设城市、繁荣经济的同时，也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农民工广泛分布于各个城市、各个行业、各条战线，干着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在矿山井下第一线工作的80%—90%是农民工，在建筑工地80%—90%是农民工，城镇的清洁环卫、家政服务基本都是农民工，许多行业的工厂、车间第一线劳动的多数是农民工，汽车、家电等产业工厂生产线上操作的也是农民工。我国年产的1.9亿吨石油、6亿吨钢铁、14亿吨水泥、27亿吨煤炭，以及城市林立的高楼、繁荣的商业、旺盛的人气、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所有城市新景观、新气象，都凝聚着广大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

    二、农民工为推进农村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巨大。

    促进了农村脱贫致富。农民工在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同时，增加了原籍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解决了他们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据测算，每年农民工汇回家的款项总额为1910亿—3300亿元人民币，农民工汇款占收到汇款家庭收入比重的20％—50％。这些钱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保证子女教育、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以及贫困地区的脱贫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提高了农民队伍的素质。农民工进城镇就业后，在与城镇居民、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过程中，在与众多同行、工友的不断交往中，不仅掌握了很多新知识、新技能，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染，逐步摆脱了自由散漫、举止随意的农民习气，学到了不少新思想、新观念，造就了一大批有技能、有素质的新型农民。在具备一定条件之后，有的又返乡创业，兴办企业，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扩大种植和养殖规模。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发展到8.15万家，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有6852家，龙头企业固定资产达1.42万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83万亿元，为推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巨大贡献。

    优化了我国的人口质量。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农村由于交通、通信条件的限制和旧风俗的影响，男女青年之间的恋爱与婚配大都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不少地方盛行“恋爱结婚不出村”的传统做法，从遗传学上讲，这是不利于种族优化的。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打破了这种格局。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青年男女，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建立恋爱关系，尔后结婚生子，实现了遗传基因的优化组合，提高了人口的基本素质。

    淡化了城乡之间的隔阂。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居民不欢迎农民进城，认为他们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环境卫生。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不断发展，很多城市居民逐渐明白，城市的主副食供给、餐饮服务、清洁环卫、管区绿化、社区安保、家政服务、建筑安装、住宅装修、机电修理等等，所有直接关系居民生活的行业，几乎都是农民工在忙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一天也离不开农民工。正是有了农民工辛勤的工作和高质量的服务，城市居民才有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城市居民对农民的看法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善待农民工、关心农民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三、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助推器。

    农民工在城市虽然具有流动性、短期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批农民工在城市滞留并逐渐定居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重大发展，从1978年的17.9%到1998年的30%，再到2008年的45.9％，30年间城市化率增长了27个百分点，农民工聚集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25.5%，全国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也在飞速增长。

    城市人口的增加，促使政府不得不考虑城市扩容和城镇建设，住宅、食品供应、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不断增加，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等城市公共产品供应比重加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我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河南还率先在全国废除城乡户籍的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呈加速度趋势，为我国向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

    “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严峻

    农民工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户籍身份不同，他们的自身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局面现实存在，他们在城市中受人歧视的现象非常普遍。

    一、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但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

    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因为他们的户籍是农业户口，所以得不到正式职工的身份。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已经工作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但还是农民工。即使他们工作得再好，也得不到应有的任用、培训、升迁，更谈不上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通常，决定重大事项的职工大会，他们无权参加，他们不能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永远是临时工。有的即使参加工会，但也享受不到正式工人一样的工会会员的同等权利。

    二、在经济上，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

    正式工人每周有双休日和法定的节假日，实行8小时工作制，农民工却享受不到这些权利，平时基本没有节假日，他们每周平均工作56.6小时，有81.4%的农民工劳动时间超出法定的每周40小时，有约34%的农民工每周工作在60小时以上。农民工付出如此辛勤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因为身份的差别，在同一个工厂里，同工不同酬，劳动付出与工资收入不成比例。即使这样，还常常受到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有的农民工干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到头来，企业主、包工头跑了，分文无得。除此之外，还要交各种不合理的规费，有的还要给用工单位交抵押金，甚至连春节返乡的交通费也上涨。

    三、在社会上，农民工因为没有城镇居民的户籍，始终是这个城市的边缘群体。

    农民工对城市作出了很大贡献，却不被承认是城市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失业得不到失业救济，生活困难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病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因工负伤、致残，也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抚恤，就连买房、子女读书都比较困难。农民工在城里干了最重、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劳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回报，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至今仍受到社会歧视，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四、在生活上，农民工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城市，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了农村。

    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是农村把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数千万农民工，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城市了，为城市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城市却把劳动中致伤、致残的，体衰病弱农民工都退给了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工白天在工厂里劳动，晚上挤在十多人、数十人的集体宿舍，业余生活贫乏，精神文化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此外，农民工没有居民资格，买不起居所，子女和老人只好留在农村，家庭不能团聚，更尽不到抚养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责任。

    从解决“农民工”问题入手推进社会转型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工及城市化进程问题高度重视，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市化率仍然偏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欧洲的城市化率超过50%，东亚的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我国土地承载农业人口过多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农民工的大量出现并进入城镇，为减少土地承载，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也为推进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解决农民工问题，既是破解“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也是关系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改变城乡人口比例、推进社会转型的长远大计。

    一、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地接纳农民工进城，逐步实现社会转型。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一般都是直接转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资源禀赋结构等直接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民工，其中1.4亿已离开土地，进入城镇，如果将这部分人逐步从农业人口中剥离出来，对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有利于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制度环境。自由流动和迁徙是农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这样的迁徙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享。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也就消除了实际上存在的农民与非农民的身份制。因此，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真正实现国民待遇。

    要有条件地逐步接纳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现阶段要先将在城镇已有住房，具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农民工接收下来，而后视情况在10年内逐步将1亿多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合计约2.5亿人口安排在城镇，使农业人口比例再下降20％左右，初步实现社会转型。接纳农民工为城市居民，不仅要使其社会身份市民化，更要在生存职业、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上实现市民化，使他们及后代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真正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

    要加强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城乡经济发展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聚集人口的功能强，吸纳就业的范围广。目前，我国小城镇人口约为1.5亿，占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继续按此比例发展，未来10年还可安排500多万。不仅大量减少了农业人口，而且缓解了农民工无序向大城市汇集的矛盾。要加快小城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引导部分农民向小城镇转移并定居。要完善小城镇功能，制定小城镇长远发展的规划，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道路、供水、供电、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并带动小银行、小电信、小媒体，形成健全完备的城市功能体系。

    二、健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财富的享用却被排除在外。目前，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被“土地化”。也就是说，土地所承载的生产意义逐渐在被其保障意义所取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其真正“进城”的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医疗、住房、教育、业务培训等社会权利却仍在乡下，社会公共产品仍然没有完全对农民工开放。农民工的权益没有制度保障，一方面影响到社会公正，同时也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要不断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将广大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规范农民工工伤保险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行业、煤炭等采掘行业参加工伤保险。企业同时应为从事特定高风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要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各地区应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医疗保险结算办法，为患大病后自愿回原籍治疗的参保农民工提供医疗结算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严重的机制问题，一是个人缴费比例太高，累计时间过长；二是有的企业未依法给工人办理养老保险；三是变换工作岗位后，特别是因工作原因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保险关系转移还不够顺畅，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内缴纳的社会保障，回到户籍地既无法续保也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因此，要规范企业和个人缴费标准，合理确定个人的缴费额度；要采取“权益累计”的办法，减少累计年限；要逐步推进养老保险由区域统筹向国家统筹过渡，尝试实行养老保险一卡通制度，使养老保险卡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同样的效力，不受地域限制，解决农民工流动性强所带来的转移保险金不便的问题。

    三、规范农民工民主政治程序，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

    农民工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权利的缺失。改革开放后，与城市的接触和工厂生活的体验，农民工的民主意识和能力在不断觉醒和增强。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农民工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代表自己而无须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程度。农民工依然缺乏管理公共事物的民主意识和能力，依旧缺乏发展意识和发展能力。

    要加强农民工的教育，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民主意识和能力素质，加强法制教育，引导农民工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要确立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的观念，完善农民工组织化建设。权利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是一种合理政治主张。但是，要真正的实现农民国民待遇，就必须确立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的观念，组织农民工参加所在单位的工会，并享受同等权利。通过工会组织，农民工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谈判地位和主张权利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培育他们的法制观念、市场规范、风险意识等。

    要通过法制、监督、舆论等外部社会环境的完善来提高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健全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工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等。

    四、运用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土地，推动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我国农民多、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一家一户式的生产经营方式长期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小规模的家庭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大市场的社会需求，传统农业正在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转变，对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市场化组织要求更高。大批农民工进城，为农村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农民工进城镇，在得到城镇社保保障之后，应将土地留给农村，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农民及各方权益，鼓励土地流转，通过土地合作、联合、入股和转让、出租、出售长期使用权等方式集中使用，培育新型合作组织，鼓励龙头企业和农民间结成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同时，逐步组织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经营服务体系，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考虑到实行规模化经营后，租用土地时间无长远保证，农田配套设施投入巨大，农村公共设施不能保障机械化生产等情况，国家应因势利导，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