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渥太华３月２２日电 专访：“差巴”·村支书·大学生——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团员格桑卓嘎眼中三代人的人生轨迹

新华社记者杨士龙　常爱玲　邹声文

“父母没上过学、不识字，我自己读了四年中学，我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说起家里三代人的不同人生际遇，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团员、西藏拉萨塔玛村党支部书记格桑卓嘎十分感慨。

５０年前，格桑卓嘎的父母都是“差巴”，要领种份地，并向农奴主支差役。

在旧西藏，实际上９０％的人都是被称为“差巴”和“堆穷”的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还有５％的人被称为“朗生”，这些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仅占总人口不足５％的农奴主，却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我爸爸妈妈都没上过学。他们曾对我说，连穿衣和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还想什么读书！”格桑卓嘎说。

“父母结婚时非常穷，家里的财产只有一个柜子、一张土砌的床。”格桑卓嘎说，不光是她家，整个村子都很穷，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农奴，不可能有什么财产。

１９５９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那时起，一直为吃饭穿衣发愁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现在我们村有１７００多人，种田、养牛羊、做生意，去年人均收入已达６８００元。全村人均住房５０平方米，已有３００多户住进了刚刚建成的新房，家家都通水、通电、通气。”４７岁的格桑卓嘎说，国家在西藏推进农牧民安居工程，老百姓自己出一点、国家补贴一点，盖的新房既符合居住要求，又富有民族特色。

现在的塔玛村每家都有固定电话、手机，许多人家购买了新款液晶电视，还有些村民添置了电脑。

“我妈妈还说过，以前不光穿衣吃饭解决不了，自己对婚姻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选择的权利。”格桑卓嘎介绍说，她的妈妈就是在贵族的命令下，从另外一个县来到塔玛村，嫁给了爸爸。“以前他们根本不认识。农奴的婚姻都是贵族说了算”。

民主改革以后，百万农奴成为自己婚姻的主人。“有了婚姻法，就可以自己选择爱人。”格桑卓嘎说，“我的婚姻就是自己选择的。我爱人的单位离我们村很近，我们逐渐认识了，有了感情，最后走到一起。”

在旧西藏，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如果女人看男人，目光不能越过男人的腰部。

“现在男女平等，在我们村，由女的当家的就有很多。”　格桑卓嘎说，“作为村支书，我还要带着全村进一步致富。”

格桑卓嘎的母亲晚年生活无忧无虑，但对不识字这件事，老人至今十分遗憾。而对出生在民主改革后的格桑卓嘎和她的６个兄弟姐妹们来说，上学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７个都能看书。我上了四年中学，弟弟和妹妹后来还当了老师。”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格桑卓嘎特别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三个孩子学有所成，让她感到十分自豪：老大已大学毕业，目前在青藏铁路工作；二儿子和三儿子目前分别在中南民族大学和西藏大学念书。

“我经常对三个孩子讲，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国家，是国家培养了你们。”　格桑卓嘎这样告诉记者，“上大学以前，我的孩子没交过学费、杂费和书本费，这些都有国家补助。”

每天早上，包括格桑卓嘎的母亲在内，塔玛村的老人们都会走出家门，或步行，或乘公交，到一公里外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去转经、祈祷。“人们去转经，或者不去转经，都是村民们个人的事情。”格桑卓嘎说。

因为最小的儿子在西藏大学学习藏族舞蹈，所以格桑卓嘎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关注。她告诉记者，她学过汉语，但自己生活中都用藏语；拉萨街上，商铺招牌大多是汉藏双语书写，藏语往往排在上面；在传统节日和大型活动上，人们会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

“为什么一些人要说西藏传统文化在毁灭？”格桑卓嘎十分困惑，“我的感觉跟他们相反。我们的民族文化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西藏不是某些人的装饰品。西藏人的生活也要进步，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她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想让社会一直保持不变，我们不会同意；如果我们不让社会接着发展，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听。”说到这里，格桑卓嘎有些激动。

塔玛村离拉萨非常近，村民们对去年发生的“３·１４”暴力犯罪事件非常清楚。格桑卓嘎说：“那些人根本不是在和平游行，而是在打砸抢烧，破坏社会秩序。他们害死了１８个人，烧了那么多店铺，让我们做不成生意，孩子也无法上学。”

不久前，西藏自治区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塔玛村将首次迎来这个重要的日子。“出国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前，村里告诉我，他们要好好庆祝这个节日，还说如果因为我出访赶不上，等我回家一定给我补上。”格桑卓嘎说。

“这个纪念日很重要。”她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要牢记自己的历史。”

谈起这次出访的感受，格桑卓嘎很有感触：“对西藏以前和现在的情况，许多西方人都不了解。实际情况根本不是他们听到的那样子。如果他们多听听我们这些生活在西藏的人的看法，亲自到西藏去看看，相信他们会改变自己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