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改呼应时代和现实要求

　　此次刑法修改，是我国立法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典型表现，更多地体现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突出的现实需要，反映着国家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归根到底，一项法律条款和罪名的设定，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条件、司法观念、立法水平、文化传统、公众心理等都有很大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观念先行的理想化产物。一些人盲目鼓吹“维护人权”、“废除死刑”、“与国际接轨”等理念，反映的是对中国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本质认识的缺失。

　　在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首次提出要取消现有的13个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延长严重犯罪的实际服刑期；从多个方面进一步落实对未成年和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提出75岁以上罪犯不适用死刑；同时，拟将醉驾、飙车、恶意欠薪等行为入刑定罪。刑法修改引发了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较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罪名，被不少人解读为更好地尊重生命权和保障人权的切实举措。

　　确实，对死刑的控制是国际潮流和趋势。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也不断明确“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对死刑判决的再认识和新思考。此次刑法修改提出削减死刑罪名，同样是这种思路在立法领域的体现，无疑具有法治进步的意义。但是，这一举措是不是如一些人所炒作的那样，就意味着我们要“加快与国际接轨”、“废除死刑”等等，笔者以为并不尽然，从深层次看，这些看法恐怕有失准之处，甚或有混淆视听之嫌。

　　应当看到，此次刑法修改，是我国立法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典型表现，更多地体现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突出的现实需要，反映着国家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近些年，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走向成熟，立法工作的重心已经从大规模制定新法转向法律的不断修改完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不断加快，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立法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刑事法律领域也不例外。

　　以此次刑法修改为例，不管是削减死刑罪名，延长严重犯罪的实际服刑期，还是将醉驾、飙车、恶意欠薪入罪，还是对“老、少”罪犯从宽处理，增、减、强、弱的出发点更多地是呼应我国当前时代和现实发展要求，破解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利益矛盾相对复杂的领域的司法难题，从立法上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归根到底，一项法律条款和罪名的设定，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条件、司法观念、立法水平、文化传统、公众心理等都有很大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观念先行的理想化产物。对此，一些专家和媒体只知道借用一些西方概念或名词进行牵强挂钩、过度解读，只知道拿一些所谓的国际理念、国际惯例、国际规则来当作衡量标准，显得尤为失当。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这一底线带有明显的上层建筑特征，其反映的必然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所基本形成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属于中国创造、中国模式。我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大不相同，与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更是有本质区别。因此，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实践，只会立足于我国目前国情和发展阶段，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只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会超越阶段提出过高要求，更不能无视国情简单地套用照搬别国理念、模式和经验。围绕着此次刑法修改，一些人盲目鼓吹“维护人权”、“废除死刑”、“与国际接轨”等理念，实际上折射着对中国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本质认识的缺失。

　　中国正处于一个日新月异、大步向前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开放、发展的，立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向更注重质量和成效的方向努力，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此次刑法修改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也再次说明，社会舆论和广大公众参与立法过程，有助于厘清偏误观念、凝聚社会共识，不失为一件好事，应当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