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影响恶劣，但在后期处置上是得到中央肯定的。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我们宽严相济，尤其对未成年人采取了教育、帮扶代替处理。" 这个被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代表称作"宽到边"的政策：就是对这些未成年人不送去劳教、不在档案中作记录，让他们回到学校去。通过县里领导、学校、家庭与这些未成年人结对子，建立"3+1"帮教机制，对每个孩子实施帮教。

　　崔亚东说，这些参与"瓮安事件"的未成年人或多或少受到瓮安当时环境影响，社会、学校、家庭都应当有责任。这些未成年人还很小，送到劳教所可能会产生"交叉感染"，记账式的"人生污点"记录也会影响他们将来上学、就业、当兵等成长之路，甚至会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处理一个孩子还可能让一个甚至多个家庭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瓮安事件中一些无利益关系的人参与其中已可例证。"

　　"从他们当时的行为看，'送教'处理是不为过的。一些同志也认为这样处理太宽，起不到威慑打击的效果。孩子的家长看过现场录像后，对事件、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我还是坚持应当对未成年人采取积极的从宽政策。"崔亚东说，事实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这些孩子经过帮教，都有了很大改变，有的孩子发奋学习，升学没有问题。对于这样的处理，孩子家长不仅充满了感激，更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一些家长说，孩子自己领回来了，不一定能成才，但一定要让他成人。

　　从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升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的崔亚东，在安徽时曾处置过安徽池州的"6.26"事件，和处置"瓮安事件"一样，事件的后期处置工作都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但我高兴不起来，处置得再好，群体事件毕竟还是发生。"崔亚东说，对于处理群体事件来说，不发生才是最高境界，"我们宁愿做到天天春风化雨般地化解矛盾，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把群体性事件预防在萌芽状态。"崔亚东说，去年几乎在同一时间，瓮安、德江均发生了因中学生非正常死亡（自杀）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处置的方式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瓮安事件"因处置不当，日常基层工作"空置"，工作作风不实缺乏感情，引发严重打砸抢烧事件；相反"德江事件"因基础工作扎实处置得当，得以化解。

　　"政法综治基础不牢，事发前不能有效化解；事发后又不能有效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以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崔亚东说，瓮安事件暴露执法思想不端正，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差；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群众怨气大；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群众意见大；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安全感低，公信力低、满意率低等导致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而在"德江事件"发生时，公安局机关反应迅速，措施得当，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主动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特别是现场处置能正确把握处置原则，快速疏散群众，有效控制局势，避免了矛盾激化，将一场有可能恶化的群体性事件化解在了初始阶段。

　　"德江、瓮安事件不同结果告诉我们，一旦公安机关执法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执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引爆点。执法为民就必须带着深厚感情去执法，有了感情才有责任。"崔亚东说，群体事件的工作重点不能只限于发生后的被动处置，应该把预防和化解放在首要位置，打牢基层基础工作，用日常工作中建立的感情赢得群众的信任，要把工作重心前移，把功夫用在平时，让其"不发生"。

　　"我认为，稳定不一定和谐，但和谐一定稳定。稳定的基层是和谐，实现全面、动态、可持续的和谐稳定，就要把化解矛盾放在第一位，打牢基层基础工作。"崔亚东说，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重点在基层，但贵州基层基础工作欠账太多，基层弱、基础差的状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改善。瓮安事件后，我们总结教训，决心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出台了关于加强县以下政法综治工作的意见，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县以下政法综治无钱无人办事，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