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北红旗沟公交站，受聘担任公交文明督导员的市人大代表在车上宣传文明乘车。
钟志兵摄（资料图片）
7月2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刘红宇律师出现在北京市永安里地铁站。这里紧靠秀水街，人流密集，地铁站里面还“藏”着一个商城。刘红宇不是来逛街，而是来调研的。
“地铁站里面的商场，堆放了很多衣服、箱包等易燃物，给地铁交通运营、乘客正常通行带来了很大安全隐患。”刘红宇说，“建议相关部门对地铁内商城擅自改变规划用途、违法占地等行为进行调查，尽快消除安全隐患。”
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收到刘红宇代表的建议后，迅速给予答复，并着手进行解除经营合同等多方面工作，同时对商城经营点进行24小时监管，确保经营场所的安全。
近年来，地方人大代表积极履行职责，广泛关注社会及民生热点，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议案，已经成为地方人大工作的亮点。
走上制度化
保障代表履职的地方性法规逐步完善
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履行职责，这和全国人大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带动分不开。
全国唯一一位一至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誉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活化石”的申纪兰，当年“骑着一头毛驴”从家乡出发去北京开会，心里忐忑不安。当时大字不识的申纪兰，别说不懂如何履职，连签名都只能用按手印代替。而现在的她，每天不但读报纸、看新闻，而且在人代会上常常提出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建议，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四处奔走。“要是隔段时间见不到申纪兰，肯定是又背着一袋小米找领导反映情况去了。”记者在山西采访时，一位熟悉申纪兰的官员笑言。
“全国人大对代表工作自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以来，就十分重视。”谈起这段历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晖娓娓道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对代表工作更是非常重视。六届全国人大时，出台了关于改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办法的意见、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关于全国人大代表持视察证视察的意见；七届全国人大制定了代表法；八届和九届全国人大继续关注和研究代表工作问题。而十届全国人大任期第三年的2005年5月，中共中央9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作出了重要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何晔晖提到的2005年中央9号文件，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的具体措施。文件强调，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要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信息，扩大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为代表深入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创造条件，保障代表的知情权，提高代表审议议案、报告的水平和效能。
1979年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各地建立以来，在全国人大加强代表工作制度建设的带动下，保障代表履职的地方性法规也逐步走向完善。如1994年11月1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1994年12月1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规定》等等，为代表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断创新形式
代表联络点等形式推动代表履职
7月9日，河南省商丘市人大常委会为来自科教文卫领域的人大代表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培训班，内容是就代表法和代表业务知识，邀请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人大工作专家柴清玉作专题讲座。培训班上，柴清玉对代表如何撰写议案、建议，如何审议各项报告，如何开展视察、调研，如何撰写视察报告等进行了讲述。
围绕帮助代表提高履职需要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际能力，各地人大常委会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为代表更加有效地参加人大及其常委会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今年5月6日至1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了两期市人大代表培训班，共有338名市人大代表参加培训，占代表总数的44％，其中有3个代表团的代表参培率在50％以上。培训班的课程设计紧扣代表履职需要这一主题，注重培训效果。既有监督、预算审查、议案建议、立法等专题讲座，又有情况通报和经济形势报告。为了增强讲课的针对性，授课人员精心准备讲稿，有的还深入到代表中间听取意见，进行试讲，反复斟酌和修改。“当代表不能在不了解全局、不经过深入分析思考的情况下，就什么都支持，或什么都不赞成。通过参加这次培训，对‘该做、能做、有用、有效’的领会更加深刻了。”一位参加这次培训班的代表坦言。
如何活跃和推动代表工作，增强闭会期间人大代表活动的实效，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联系当地实际，通过设立人大代表联络点，在代表和群众间架起一条汇聚民心、反映民意的桥梁纽带。
傅森是仙游县赖店镇土山代表小组联络点的人大代表，有次他接到群众反映，说土山集镇区内有乱堆垃圾、垃圾清运不及时等现象。他立即前往视察，并与有关部门联系，几天后在集镇区内的重点位置筹建了三处垃圾堆放池。
“以前觉得人大代表就是个荣誉称号，现在人大代表就在我们身边，代表联络点成了我们的‘解忧点’。”群众这样看待他们眼中的人大代表联络点。
更具针对性
切实解决社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陈亚丽是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省人大代表。平日办案中，她接触到不少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案件，看到这些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龄的未成年人，陈亚丽觉得特别痛心。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的这个情况，让她开始留心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她发现，安徽省400万留守儿童中，由于缺乏父母监管，一些人在生活学习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失。针对这个情况，在去年初的安徽省人代会上，陈亚丽和一些人大代表提出了“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建议，被省人大常委会列为重点建议认真办理。目前，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的督办和协调下，全省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陈亚丽等人大代表的建议，给全省留守儿童带来了看得见的希望。
“在地方人大工作刚刚恢复的时候，一些人大代表履职能力还不高，认为人大代表更多的是一个荣誉称号，甚至还有‘哑巴代表’——开会不发言，不知道提什么建议、怎么提建议。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人大代表民主政治意识的增强，‘代表人民履行职责’已经成为人大代表们的共识，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越来越专业、具有针对性。”何晔晖介绍。
在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玉梅一直在探索。作为一名法学专家，她敏锐地看到，过去法院统计结案率的方法是简单地以时间为界限，即截止到12月20日案子的办结率。但是由于案件都有一定的办理时间，有的案子甚至需要数月才能结案，但法院又往往以结案率作为考核指标，所以造成基层法院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到11月以后不敢立案了，特别是案件特殊、审结期长的案子。于是王玉梅就这一问题向北京市人大提出了建议。在今年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王玉梅欣喜地发现，法院接受了她的建议，将“全年结案率”改为“全年法定审限内结案率”，简单增加了几个字，却改变了法院传统的统计方法。
目前，越来越多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和保障下，通过出席人代会和参加调研、视察，提出议案、建议等多种方式，履行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职责，恪尽职守，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