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金发琼，已经在四川成都郫县云桥村生活了几十年。蜿蜒流淌的柏木河等在这里形成了大片天然湿地。过去，云桥湿地也曾是农田，当地村民称之为“冬水田”。“就是半季干、半季湿，一年只能种一季稻，收益也不好。”

    不过从去年开始，云桥湿地的情况和云桥村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等于是把‘冬水田’‘租’出去了，每年政府按能产的大米的市场价格补贴给我们。”金发琼说，她家有5口人、5亩田，去年共拿到1万元的补贴款。由于不用再到地里“刨食”了，丈夫、儿子、儿媳都外出打工挣钱，家里的收入不减反增。

    村民生活过好了，湿地的环境也变好了。今年4月，当科技日报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采访组走进云桥湿地时，只见翠绿的水杉树整齐挺拔，碧玉般的徐堰河水从上游滚滚而来，流进了成都自来水六厂的取水口。两岸，金黄的油菜花和淡紫色的小花点缀其中，长出青穂的芦苇随和风摇曳……

    除了是“天然水源涵养器”“天然水质净化器”，云桥湿地还成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其周边林地现有野生植物超过110种，包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楠木和金荞麦；野生脊椎动物共计112种。

    生态补偿金额没有标准，只靠协商

    金发琼们的补贴从哪里来？郫县环保局局长叶小林告诉记者，郫县地处川西平原的腹心地带，承担了成都市区80%以上的供水任务，是重要的水源地。根据国家、省市饮用水源保护规定，在成都市自来水六厂取水的徐堰河和柏条河流域，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40.8平方公里，涉及三道堰镇、新民场镇云桥村等5个镇32个村。为保证饮用水安全，成都市每年从市级财政中拿出6000万元专项资金拨付给郫县，用于水源地保护。

    这6000万元怎么用？叶小林给记者算起了账：三分之一用来发展生态有机农业。郫县共有60多平方公里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其区域内的5万多农民如何实现稳定增收，是饮用水源保护成败的关键。为此，今年郫县将从这笔专项经费中划拨2400万，用于水源保护区内有机农业的发展，促进水源保护和农民增收“两不误”。其他款项则用于排污设施建设、建设水源涵养林（生态公益林），饮用水水源防护工程建设及维护工作等。

    6000万元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钟勤建说，由于国家《生态补偿条例》迟迟未能出台，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生态补偿标准、依据和范围等。“成都每年补偿郫县6000万元，这是讨论和协商的结果，不是核算出来的。”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告诉记者，目前，福建、浙江等省份都在本省内试行生态补偿，但金额都是协商，而不是科学核算的结果。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补偿，数字太大，根本补不起。”原庆丹说。

    众所瞩目的三江源，主要由中央财政对之进行生态补偿，支持其退耕还林、还草等。据悉，2008年总资金量为60多亿元，并逐年增加。

    但《中国三江源生态价值及其生态补偿研究》估算，三江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已占到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5.12%；而据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为160000亿—540000亿美元，那么，三江源的生态服务经济价值约为8000亿—27600亿美元。

    如果下游比上游还穷，怎么补偿

    在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成阿工业园区内正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成阿工业园区是成都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合力打造的灾后重建项目，也是一个地震灾后异地产业重建园区。预计到“十二五”末，园区工业产值将达到500亿元、税收15亿元以上。

    成都市副市长刘仆说，成都市的饮用水源主要来自岷江上游，位于上游的阿坝给成都怎样的水，对成都的饮用水安全至关重要。去年阿坝全州的GDP不到169亿元，经济水平较低。保护岷江水、少发展工业，对阿坝的经济发展必然有一定制约。

    “于是，我们建立了饮用水源上下游联合保护机制。”刘仆说，在成都市淮口镇联合开办了成阿工业园区。成都市出资60%、阿坝州出40%，利润按成都35%、阿坝65%来分配。这样，不但促进了阿坝州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对其经济发展给予支持，也保护了岷江上游的生态环境。

    不过对此，钟勤建也有疑虑。“正好是遇见了汶川地震，阿坝原有的工业企业在地震中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成阿工业园区的建立是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否则对原有的工业企业拆迁补偿，不一定能补得起。去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54.6亿元，有财力对阿坝进行生态补偿，但如果下游比上游地区还穷呢？怎么补偿？”

    省内补偿能协调，跨省就难了

    沱江干流是四川内江市的饮用水源，说起这条“母亲河”，内江市环保局局长龚洪贵喜忧参半。

    不等记者发问，龚洪贵就主动谈起2004年春天那次影响巨大的环境污染事故。3月2日，位于成都下游的简阳市，查出沱江水氨氮超标有50倍之多，即刻停止供水。按图索骥，发现是位于内江的川化集团把2000吨纯氨氮泄漏进沱江。于是，内江、简阳、资中等地百万人停水近4周，光内江市的经济损失就达5亿元。根据当时国家有关环保法规，按最高额度，川化集团罚款仅百万元。

    龚洪贵高兴地说，在沱江重大污染事故发生后，经多年环境整治，沱江干流水质在逐渐好转，现在丰水期，基本能达到三至四类水质。不过，在去年9月，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在岷江沱江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的通知》，规定内江市的沱江跨界考核断面水质为“三类”，稍有不慎，内江就可能被扣罚。

    钟勤建说，河流污染受行政区划分割的影响，跨市跨界污染难以管控。于是，四川省政府按照“谁污染、谁补偿，谁受害、谁受偿”原则，在岷江、沱江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共涉及5个市（州）和14个扩权试点县（市），重点考核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即出境断面水质超标程度大于入境断面的市县，按超标倍数实行资金扣缴。其中，一级断面为岷江、沱江流域干流交界断面，扣缴基数为50万元；二级断面为岷江、沱江流域重要支流交界断面，为30万元。水质监测和金额计算由四川省环保厅组织、进行，省财政厅通过年终结算方式分别对相关地区进行扣缴。

    钟勤建介绍说，扣缴资金将“专款专用”于对下游污染治理补偿、水环境质量优于断面水质考核目标地区工作的奖励、考核断面水质监测补助、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和运行补助等支出。

    “今年2月起，成都市全面实施河道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刘仆说，他们选择了成都区域内20多条河流，第一批设置了31个跨界断面作为考核断面。除省里规定外，成都市三级断面扣缴基数为20万元。到年终，将对出境断面超标的区（市）县由市上直接从其财政中扣取资金。

    去年9月到12月，据四川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监测结果，共有7个断面水质超出了规定目标，占考核断面的29.2%；6个地方将被扣缴1118万元的水质超标资金。

    “省内补偿还好协调，但四川省给下游省份提供好水，下游省份怎么来进行生态补偿？”钟勤建疑惑道。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跨省流域补偿，除三江源和京张地区外，几乎没有其他成功案例。

    《生态补偿条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说，一省境内，能顺利进行跨市的生态补偿，主要依靠省政府的强力主导，自上而下地推动。“省长一着急，省内一下就协调好了。但一牵扯到两省之间，官司就不好打，主要是没有上面的依据，上下游责任说不清。”

    “在跨省的生态补偿关系上，已经出现这样的局面：两个‘兄弟’之间铁定解决不了。这时候，中央必须出面作‘娘舅’，来协调一下。”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

    对此，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认为，在现阶段，“应在省级政府层面，确立省级政府对生态系统管理负总责的制度”。

    【链接】国外生态补偿机制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向记者介绍，美国纽约是实施生态补偿制度较为成功的典型例子。比如说，纽约要建设一座自来水厂，需要先计算治理水污染的成本。如果上游能提供合格的水，那么就把这笔“节省”下来的治污资金作为生态补偿金，支付给上游地区。

    包括纽约在内，美国政府承担大部分补偿资金的投入。同时，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作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

    而德国的生态补偿机制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即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通过这样的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横向转移支付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州际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基金由两种资金组成：扣除了划归各州销售税的25%后，余下的75%按各州居民人数直接分配给各州；财政较富裕的州按照统一标准计算拨给穷州的补助金，实现州际间财政平衡。

    加拿大规定以森林为目的地的旅游部门，必须在其门票收入内提取一定比例补偿费给育林部门；日本对水的使用者收费，以补偿河流上游的林主；哥斯达黎加规定，水电公司要对河流上游植树造林项目进行资助等。

    （此文是作者“中华环保世纪行”走进四川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