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富委员说，第47条第3款，“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可以再增加一个意思，“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工资总额的1.5%-2%”，应该把这个具体的数字明确一下，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对这个数字作出明确规定，下面也比较好执行，所以我建议加上这句话。另外，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技术教育培训，后面能不能再加一句话：“不准挪为他用”，现在将经费用作其他用途的现象很多。第66条第一行，建议在“违反本法规定，企业未”后面加上一句话，改为“企业未按规定提取工资总额的1.5%-2%的职工教育经费”，把这个标准写出来，有了标准以后就好操作了。所以建议把这个数字加进去。
李连宁委员说，建议修改第47条第2款。现在的规定是把职业院校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确定为义务主体，“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与企业密切联系，实行产教结合”。现实中的问题不是职业院校不愿跟企业建立联系，而是企业不愿跟职业院校建立联系，即院校很积极，但是企业不理。这样写的话，就把责任加到了院校身上，而企业没有义务，等于没写。我认为应该是双主体，就是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企业应当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实行产教结合，即双方都有义务来建立产教结合的体制，这样才能真正把产教结合在法律上得到落实，否则光要院校去做，企业没有责任，产教结合是建立不起来的。同时，要打消一种顾虑，担心产教结合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和效率，从现实的情况看，产教结合真正的受益者是企业。另外，产教结合可以通过学校与企业平等协商，签订合作合同。
谢佑卿委员说，第5章关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中，指导性多，鼓励性多。如果一个法律文本中硬性规定的少，就缺乏了可检查性，那这个法律文本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第5章应该是促进就业的基础，是把13亿人的数量优势转化成人类智力优势的根本，所以更应该体现出法律的硬性规定、硬性措施，违反了哪一条就是违法。但是从第44条至第51条都没有可检查性的规定，没有因违法可追究的条款。教育系统是多层次的：基础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对于教育经费的分配应有一定的科学比例。我们现在在教育内部的管理上失调，现在已经发现由于对职业教育的轻视，已经出现了技工人才数量和质量远远满足不了要求。所以我认为，在此法中，职业教育培训的教育经费至少要有一个不低于多少的比例规定。有了这个法律条款，就可以进行检查，才不会有大的失调。关于建立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职工人才问题。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办企业有承担和接受实习的义务，但现在没有这个义务了，也没有这个规定了。所以现在为学生找一个实习的单位是很不容易的。在法律上没有硬性规定的话，我们就无从检查。再比如，“企业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的教育经费”，这样的规定也是号召性的。如果规定企业的经费中有多少用于技术开发，多少用于职工再教育培训，这样的法律条款才有力量。如果我们把职业教育培训搞好，把人口的数量优势变成人才智力优势的话，恐怕是任何国家都赶不上的。现在就业促进法有专门第5章“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很好的，但是这一章却又是最软的、最弱的、最没有力度的。
汤维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就业促进法草案中第五章的职业教育问题，力度不够。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最大、最根本的保障，政府在职业教育中如何加大责任？建议：一是政府把职业教育摆在同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同等的位置上；二是要增加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
周家贵(全国人大代表)说，第47条第2款，“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与企业密切联系，实行产教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的劳动者。”虽然现在国家也开展了一些阳光工程，但是一方面是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是很多厂房严重缺人，这一问题一开始反映在大城市、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在县域城市也出现了，这就说明了我们在职业教育中有值得研究其发展的空间。所以建议修改为“政府加大职能技术教育的财政投入，鼓励职业教育，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企业开展校企联合。实行产教结合，定向培训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我认为这方面政府应加大投入，从当前来看，博士生就业、研究生就业、本科生就业，其就业层次和这里是不一样的，就业促进法更多的促进层面是高中生以下的人群，而且我们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最大的。国家现在缺的不是教授、工程师，不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真正缺乏的是制造工人和技术工人，所以这方面国家应该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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