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路：“主任接待日”的破与立

 

 

2014年4月，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京松（右五）到珞珈山街珞睿社区接待人大代表。摄影/ 殷丽

20 世纪90 年代末，作为最早探索“主任接待日”制度的试点之一，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曾经对这项工作寄予着厚望，然而，这项制度并未如预期那样成为区人大工作的一块“金字招牌”。

不仅如此，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让原本看上去很实的“主任接待日”，历经十余年的坚守之后，已变得日渐式微，形同虚设。

“主要还是因为一些制度上的缺失，导致‘主任接待日’流于形式，没有形成有效的民意反映渠道。”对此，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京松毫不讳言。

是墨守成规？还是革新求变？面对这道选择题，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果断选择了后者。

2011 年换届选举后，新一届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提出，把完善主任接待代表日制度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打造，务求通过转变作风，改进方法，实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解决问题。至此，“主任接待日”走上了一条由破到立的重生之路。

有机对接：由“随机”到“专题”

“为加强与代表的联系，早在1997年，我们建立起了主任接待代表日制度。但由于缺乏组织、工作随意，接待日制度实际成了一种形式。”追溯起主任接待日设置的初衷，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进颇有感慨。在他的记忆里，按照制度规定，每月的15 日都要安排一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专门接待人大代表来访。

尽管这一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给代表们提供更直接有效的意见反映渠道，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与设想有所差距。“主要是因为在规定的接待日时间里，代表们不是因为工作太忙，就是没记清具体时间，总之鲜有代表主动来区人大反映意见。”胡进说，这一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天下来，往往让“接待”变成了“空等”。

一边是代表收集的群众意见难以有及时畅通的渠道反映；而另一边却是主任接待日制度形同虚设，达不到预期效果。究竟症结在哪儿？通过分析，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得出一致结论：人大代表不仅需要主任接待日制度，更需要人大机关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式。

自2012 年起，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一改过去主任接待代表日“随机”安排的惯例，开始预先策划活动方案，设计活动主题，力求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我们在接待日前10 天，就根据当月接待的主任、副主任分管工作的不同，征询代表在联系群众时收集的意见，并进行分类筛选，确定不同的专题。” 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副主任殷丽君举例说，比如分管城建城管工作的副主任接待代表，就主要征集有关城建城管方面的建议，而如果是常委会主任接待代表，则收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建议。

事实上，这一革新的效果亦是立竿见影的。

2012 年，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共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12 次，其中涉及城建、交通等问题的专题接待有6次，累计接待代表85 人，听取代表接待群众时收集的意见和建议115 条。

“从‘随机’到‘专题’的变革，不仅使主任接待代表与代表联系群众实现了有机对接，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胡进说，如代表们在专题接待中提出的为中小学生发学生证、南湖中央花园社区十字路口增设红绿灯、在区政务中心设置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咨询窗口等问题都得到解决和落实。

沉入基层：变“坐等”为“问诊”

不破不立，制度上的小小变化不仅让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看到了革新所带来的突破，也更坚定了他们把革新进行到底的信心。

2013 年，武汉市开始推行“街道代表工作室”全覆盖，武昌区人大常委会率先在全区14 个街道建立起了代表工作室和93 个社区代表接待站。这项工作在夯实代表联系群众平台和网络的同时，也给进一步改革“主任接待日”制度提供了契机。

“过去，主任们都是坐在机关里等着代表上门来反映意见，这样做既显得被动，又不够贴近群众，既然现在全区都建立了街道代表工作室，何不让主任们沉入基层，主动下到街道代表工作室或社区代表接待站去与代表面对面呢？”

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京松的这项动议甫一提出，就得到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致叫好。的确，变“坐等”为“问诊”，不仅拉近了主任与代表之间的距离，激发代表们履职热情，更重要的是能让平时大多时间在机关的主任们真正地下到基层，沉到一线，走近群众，倾听民声。

经过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接待日当天，负责接待的主任或者副主任必须亲自到相关街道代表工作室或者社区代表接待站，接待相对应的两个街道代表组的代表，集中听取代表们反映接待群众时收集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如此，负责接待的主任还要在接待日前预先掌握有关情况，对所涉及的问题开展实地调研，以提高办理质量。

改革所带来的优势也在此后多项代表建议办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吴金安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打开三角路中学正大门前的花坛缺口，保障在校师生生命通道畅通的建议》，负责接待的主任为掌握情况，先会同吴代表一起进行实地视察，了解问题症结。随即又请区政府办、综治办、园林局、交通大队等部门到现场召开协调会，商量解决办法，促使这一涉及师生安全隐患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又如潘巍代表提出的《关于惠民资金的自主使用的建议》，接待主任为避免只听职能部门的一方解释，在接待前，专门走访了3 个社区的代表，了解资金使用的真实情况; 在接待当天，再实事求是地与民政部门进行沟通。

2013 年以来，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共有7 位主任、副主任到粮道街等街道代表工作室、水果湖街放鹰台社区等代表接待站接待13 个街道代表组91名代表，集中反映121 条意见和建议。

意见直通：改“文办”为“督办”

有数据统计显示，2012 年以来，武汉市武昌区市、区代表接待群众一万余人次，收集群众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两千余条，有236 条直接反映到主任、副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中。

“我们通过主任接待日，把这些问题摆上桌、摊开说，共同直面，寻求办法，代表们对这种意见直通车的解决方式很满意。”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京松坦言，这200 多条意见和建议大多数都在当场得到了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也得到了有关部门面对面的答复和解释。这充分证明，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除了改进方式方法以外，强化办理与落实，才是其价值核心所在。

“过去，接待日反映到主任们这里的意见和建议，通常是由代表工委收集整理，然后转交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闭会期间代表意见办理回复。” 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进表示，这种传统的“文来文往”方式，虽然在程序上没什么问题，但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意见和建议的办理效率，加上中转过多，办理单位和代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渠道，效果并不理想，代表也不是很满意。

2012 年以来，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一改“文办”作风，把现场督办作为接待日制度中的硬性要求明确下来，坚持在每月接待日前一个星期，将收集的代表意见和建议交政府及有关部门，促其认真研究，拟定办理工作的初步意见。在接待代表日当天，约请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与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

“主任、副主任在充分听取代表反映意见、建议和政府部门办理回复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相比之下，这样的方式使政府部门能更直接了解代表的想法和意图，代表也能及时了解政府部门的办理回复和工作解释，实现主任、代表、政府部门负责人的三方互动，推动问题有效解决。”胡进说。

一个可以佐证的事例是，在舒家街长春小区路段损坏后，当地居民修路的愿望非常迫切。区人大代表张军在主任接待日活动中向当值的张夫良副主任反映相关情况，而现场参会的区城管委负责人收到代表意见后迅速到现场勘查测算，并承诺一周内修复到位。此后，只用了5 天时间把路面修复一新，让群众拍手叫好。与此同时，代表们则普遍反映：自己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人大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就得到回应，当代表的责任感、光荣感更强了。(殷丽君 彭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