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世界性的成就

2013 年2 月2 日，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计划乡的1200 多名贫苦农民，欢天喜地搬进了政府在县城修建的移民安置房。图/CFP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向本次常委会作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没有穷人的小康，就没有整体的小康。”为此，我国在2011 年编制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纲要提出，“到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纲要还在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特色优势产业、饮水安全、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12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要求。

纲要的实施情况如何？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并开展专题询问，列入2013 年监督工作计划。为配合常委会做好审议，2013 年8 月至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调研。其间，吉炳轩副委员长、张宝文副委员长分别带队赴安徽、福建、湖南，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欧广源、陈光国、王国生、江帆、刘振伟和张作哈、张晓山、陈达恒等委员先后到甘肃、重庆、辽宁、四川、江西、陕西等省市，深入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调研报告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在此次会议上，就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两年减少贫困人口6700 万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是我国的第二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规划纲要，在纲要实施的第一年，即2011 年，国家将扶贫标准提高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 元，比原标准的1274 元提高了92%。在新的扶贫标准下，我国的贫困人口“反弹”至1.3 亿人。

纲要实施两年以来，农村扶贫开放工作赢得普遍认可。

“农村扶贫开发这项惠民工程力度很大，成效很明显。”“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重视扶贫工作，这确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委员、代表们高度称赞国家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力度和效果。

数据是最直观的表现。刘永富向委员们介绍，我国不断增加扶贫投入，2011年，中央综合扶贫投入2272 亿元，同比增长40.4% ；2012 年投入2996 亿元，同比增长31.9%。地方财政也大幅加大对扶贫的投入，仅2012 年，28 个省、区、市本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达164.5 亿元，同比增长62.4%。

“这一轮扶贫开发，国家扶贫的力度更大，档次更高。就我们三江县来说，从2011 年到现在，上级下拨的扶贫资金从2800 多万元增加到今年的4686 万元，两年里，扶贫资金投入成倍的增长。”列席这次常委会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县长吴永春激动地对本刊记者说，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投入逐渐增加。

设施农业扶贫项目助农增收。2013 年12 月10 日，江苏省赣榆县沙河镇颜庄村菜农在采摘反季节圣女果。摄影/ 司伟

三江县地处广西、贵州、湖南三省区交界处，是侗族、壮族、苗族、瑶族等多民族杂居地，三江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有43 个贫困村，共有17.3782 万贫困人口，占全县农业人口的47.6%。“扶贫工作确实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做出了积极贡献。”吴永春说，通过扶贫政策的实施，三江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贫困农民收入都得到明显改善。

许多农村贫困地区获得了与三江县相似的实惠。据刘永富介绍，2012 年，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然村通路、通电、通电话的比例分别达到92.8%、98.8%、93.2%，分别比2010 年提高4.7、0.8、0.3 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基础医疗、住房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数据显示，到2012 年年底，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 至15 岁学龄儿童在校率达到97%，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率为8.9%，比2010 年下降1.4 个百分点；有98% 的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户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7.8 平方米，增加2.9 平方米。

“2010 年至2012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近6700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7.2% 下降到10.2%，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273 元增加到4602 元，年均增长18.6%，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刘永富表示。

“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吴永春也告诉记者，进入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阶段，国家扶贫工作的重心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向产业开发和技术培训的方向转移，三江县也将充分利用上级扶贫资金，推广参与式试点扶贫，加大对地方资源型特色产业的开发和各项实用技术培训力度，促进本地特色产业“两茶一竹”（茶叶、油茶、竹木）及养殖业规模化发展。

“全方位、立体型”扶贫大格局成形

“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构建大扶贫工作格局。”纲要规划了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要求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思路，国务院批准实施了武陵山等11 个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全面启动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刘永富表示。

纲要还对新阶段的扶贫攻坚工作确定了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革命老区建设、扶贫试点等重点工作。刘永富表示，目前已对1.5 万个村启动实施了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对212 万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扶贫搬迁，等等。

“通过分期分批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以扶贫项目为抓手，以改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扶持产业开发和扶贫培训为重点内容。”吴永春也告诉记者，三江县结合自身的实际，创新扶贫方式，将农村扶贫与特色农业、特色城镇化建设、特色产业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扶贫开发新道路。

吴永春兴奋地向记者介绍“脱贫致富经”，三江县将茶叶、油茶、竹木作为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开发，目前，民众种植茶叶面积14.2 万亩，年产干茶8000吨，产值6 亿多元；油茶林面积61.75 万亩，茶籽产量1.3 万吨，产值7500 万元；竹林总面积16.08 万亩，产值2900 万元。“光茶叶这一个方面，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82 元，占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半以上，增加了51%。”

而在政府主导下，社会扶贫也积极响应。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是我国颇具特色的扶贫开放方式，目前有310个单位开展定点扶贫，首次实现了对592个重点县的全覆盖，东部省市普遍增加对西部对口协作省份的财政资金援助力度。据统计，2011 年至2012 年，中央定点扶贫直接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从15 亿元增加到19 亿元，帮助引进资金从50 亿元增加到90 亿元。东西扶贫协作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19.8 亿元。“各民主党派、军队和武警部队、全国妇联、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和公民个人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刘永富表示。

“部门配合，社会参与，是搞好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作的有效形式。”吴永春说，扶贫开发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涉及面广，任务艰巨。三江县近几年每年都有区、市、县直定点扶贫单位，各定点扶贫单位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和职能作用，积极为定点扶贫村出点子、跑项目，引资金、办实事。

在实践中，我国正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大格局，许多委员认为“三位一体”扶贫大格局是中国扶贫的特色。“我们国家的扶贫是中国式的扶贫，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扶贫。”郑功成委员表示，我国党、政、军、民、工、商、学各方面都参与扶贫，从资金、产业、技术、项目等各个方面投入，这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中国式扶贫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对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很有效，是适合国情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人大监督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可喜成绩面前，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委员、代表，根据自身工作实践经历或者通过调查研究，冷静地指出当前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历史、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按照2300 元的年人均收入标准，我国仍有9899 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8%。”全国人大农委在调研报告中表示。

纲要提出“不愁吃穿、三保障”的扶贫目标，但委员们通过调研发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 个百分点，仍有8.3% 的农户居住在竹草土坯房；全国还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 万人，有近10 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连片贫困地区还有3862 万农村居民和601 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三江县是边远山区农业县，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群众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生态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极差，就医、就学困难的深山区、地质灾害区。”吴永春也表示，贫困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脱贫难度大，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众，容易因灾、因病返贫。

此外，扶贫开发工作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不适应、不可持续的问题。“一些地方在政绩考核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GDP 轻扶贫开发、重大型项目轻民生工程、重城镇化轻新农村建设的倾向。”全国人大农委在调研报告中指出。

许多委员表示，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过几十年的扶贫开发，容易做的事都涉及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任务很重，难度很大，任重而道远。”穆东升委员认为。

“现阶段，贫困的区域化特征十分明显，如何给予贫困地区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全方位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全国人大农委在调研报告中建议。

“贫困地区已经摆脱了生存危机，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需求也在全面升级，过去给点钱，解决一些生存困难，现在已经不能得到满足了。日益要求公共服务、社会权益的平等，更强调长远，这和过去比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这是新时期的扶贫要求。”郑功成委员也表示，在新时期的大扶贫格局中，政府扶贫越来越重要，社会扶贫由于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央企的改革可能会遇到新情况。与此相对应，社会资源越来越雄厚，社会力量在逐渐扩大，他建议下一步应更加重视社会扶贫。

在审议过程中，委员们深入分析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困难，并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这项监督工作，也让委员们对完成农村扶贫开发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具信心。“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审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报告，我认为是一个好的开局、好的开头，我希望扶贫事业能够加快发展步伐。”郑功成委员表示。

    来自贵州的龙超云委员也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报告，对扶贫工作将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对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也是一个激励，我们要加快发展、加快转型、加快改革，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本刊记者谢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