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副委员长。图/CFP

谈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是当之无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003 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就敏锐地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2003 年5 月13 日，陈竺曾亲率12 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经历令他终身难忘的抗非战斗。

8 月29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专题询问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现场，本刊记者专访了出席会议的陈竺副委员长，请他谈谈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体会、感受与期待。

陈竺向本刊记者强调，“中国应对包括传染病防治在内的医学和健康领域的事业增加投入，各大部委应将合力转化成工作成效，更多支持传染病防治工作。13 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

“十年走来有一个长足进步”

当记者问及对此次专题询问的感性感受和理性评价时，陈竺笑着告诉本刊记者，“今天的询问让人很受鼓舞！专题询问针对性强，委员提问质量高，回答问题的单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提问委员和答问部门都没有回避问题。”

陈竺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十年前亲历了“非典”那场战斗，十年后的今天才能深切体会到国家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投入和进步。

“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十年走过来，非常不易，可以说有一个长足进步。”陈竺强调说，十年间，国家积极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在体系建设、能力提升和工作实效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过去十年，是传染病防治工作投入力度最大、整体防控能力提升最快的时期。”“2012 年各级财政安排的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相当于2003 年同口径投入的10 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2013 年上半年，面对新发的人感染H7N9 禽流感疫情，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通力合作、科学应对，有效控制了疫情，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积极评价。”陈竺指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报告中所谈到的这些成绩，是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的鲜活证明。

“我们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陈竺向本刊记者表示，今年既是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十年工作的总结，也是我们国家夺取抗击“非典”伟大胜利的十年。回望这十年，抗击“非典”的胜利对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国家执政理念的进步等，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卫生系统的同志们对科学发展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正是面对‘非典’这个巨大挑战，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依法应对、科学应对、众志成城，战胜了当时突如其来的疫情，从而带来了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和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有关系的，很多理念其实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陈竺说。

事实上，正如陈竺所说，以抗击“非典”为契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得以重建，为从容应对随后而来的禽流感、甲流等疫情做出巨大贡献。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得到政府的反思和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理政能力的提升。

陈竺认为，抗击“非典”对于政府行为优化释放出巨大正能量。“当时疫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倒逼机制，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公开信息才是最好的防控手段。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意义是综合的。”

陈竺特别谈到了一个细节，2003 年“非典”期间，时任科技部部长和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冠华同志专门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五·一节长安街上空无一人的场面。他还看到钟南山先生展示的一张照片，在广州学跳芭蕾舞的孩子都戴着口罩跳舞。“这让大家觉得卫生事业，特别是传染病防控工作，已经远远超过了卫生技术领域的概念，而是和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

“十年来传染病防治工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五位一体’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陈竺强调。

传染病防治的三大期待

当记者问到传染病防治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陈竺向记者特别谈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人才队伍问题。

陈竺告诉记者，在专题询问中多位委员都谈到了西部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而西部的传染病防治人才队伍的建设非常薄弱，首先基本的人员队伍要配备上去。在西部等落后地区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同志可亲可敬，但待遇很低，国家要考虑他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整个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都存在疾控人员不足、任务重、待遇差等问题。

“在专题询问中您听到国家会有一些政策的落实吗？”陈竺告诉记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回答询问时指出，我国为传染病防控人员建立了卫生防疫津贴，2004 年将专职从事传染病、寄生虫病防治人员也纳入津贴范围，并大幅提升津贴标准。目前，全国近20 万人享受该津贴。“从今天的专题询问中我感到大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力度还能够大一点。”

陈竺进一步向记者指出了他对今后传染病防治工作的三大期待。首先，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特别是队伍建设方面应该有新的加强。十年来，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日趋严峻的传染病防治形势相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说前一段主要是加强硬件的建设，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将专业队伍建设和整个医改“强基层”很好结合起来。

其次，多部门联防联控、科学应对、部门协同方面应该得到更大的加强。“从今天的专题询问来看，各部委之间的合力已经形成，还要将这种合力转化成真正的工作成效。尤其是面对禽流感这样的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改变带来的人畜（禽）共患病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是单靠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必须协同作战。”

“比如医保的问题也体现了协同的重要性。李斌主任的报告中提到目前新农合已将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治疗、耐多药结核病治疗等费用纳入报销。但这些病也不是只有农村才会有，城市的医保制度也得跟上，将重大传染病纳入报销范围。下一步应推动医保管理改革，将三

‘保’合在一起来管，而且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的大格局下理顺机制非常重要。”陈竺说。

第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健康关系到每一个人，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卫生，政府部门责无旁贷，但光靠政府和专业机构还不够。比如艾滋病防控，很多社会草根组织因为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能够对那些特殊人群形成一种服务的可及性，而这不一定是专业机构能够达到的。应充分考虑到发挥社会力量进行传染病防控。

“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应对社会草根力量赋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让他们成为正能量。政府负总责，各个部门各负其责，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陈竺告诉记者，“这其中包括传染病防控的宣传教育。无论是从娃娃抓起的学校教育，还是面向社会的宣传、知识的普及等，都是很关键的基础性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传染病防治一定是跨学科的”

“2003 年的‘非典’和后来的禽流感，提示我们必须对‘人畜共患病’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传染病可能出现新的发源地和新的传播途径，对这种新情况如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测和预警机制？”谈到委员们关注的这些问题，陈竺强调，传染病防治最终要靠科技。既要重视病原体，也要重视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保护。

陈竺告诉记者，实际上传染病防治一定是跨学科的。现在学术界有一个说法，生态环境、动物界和人类，应该共同享有一个健康，如果动物的健康没有保障，那么人类的健康也不可能得到保证。比如多位委员谈到，近30 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有40 多种新发传染病，其中四分之三是人畜（禽）共患病，实际上就是动物源性传染病。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因此不能光靠传统狭义上的传染病防治知识，而应对整个生态系统客观规律有所认识和研究。只有跨学科的研究才可能开发出有效预防和监测手段，比如生态防护措施、针对动物界和人类的预防接种手段、治疗手段等。研究当中还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中医药对提高人体天然免疫力有一定的优势，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大有可为。（本刊记者／王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