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邯郸的紫山东麓，五座蜿蜒数十里、气势恢宏的陵丘高高隆起。在封土、陵台、神道的下面，集中埋葬着曾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帝王们。虽经长达2300多年的岁月冲刷，古代帝王的雄风仍然依稀可见。但王陵并不安宁，有关赵王陵的盗墓破坏活动就从未停息过，造成五座陵墓不同程度的破坏。仅从公安机关追回的文物来看，就有诸如青铜马、铜铺首、金牌饰、车马器构件、玉衣片、玉圭等200多件珍贵文物。

王陵多次被窃的背后，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在对十个省市检查后指出，我国的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等犯罪屡禁不止，一些地方不能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人为地破坏文物古迹；文物非法交易活动猖獗，造假、售假屡禁不止；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匮乏，文物保护科技水平不高；相关法律法规滞后。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城市化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城乡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图/CFP

文物安全形势严峻

历经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我国可谓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物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们国家的历史很悠久，从时间跨度上讲，从近代到几千年之前，如果算上化石的话，地上文物、地下文物、水下文物、馆藏文物，非常丰富。”裴怀亮委员说，这是我们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

然而，不少文物古迹散布在田野、山区、戈壁，长期处于无人看护状态，成为不法分子盗掘的目标。“像楼兰古城、尼雅遗址等，都处于远离城市、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点与点之间往往相距数百里，看护难度非常大。”作为此次执法检查组成员的全国人大代表萧玉田在赴甘肃和新疆开展实地检查后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盗掘、盗窃文物罪犯凭借优良的装备深入文物古迹腹地，直接威胁文物安全。来自新疆的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也深有同感地说，新疆野外的文物近1万多处，由于新疆地大，很多处在沙漠地带，长期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有的还没有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这些文物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而且，更让马米汗委员揪心的是，盗墓犯罪分子的活动呈现跨省区、集团化、智能化、职业化、暴力化发展趋势，加大了打击难度。

黄镇东主任委员

金炳华副主任委员

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

裴怀亮代表

萧玉田代表

与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相比，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为破坏损毁文物古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继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之后，前不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51号院的章士钊故居又遭“超范围施工”，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这座建成于清代的四合院曾于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3月，被公布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有的地区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对文物过度利用，甚至为建设旅游景区而损坏文物。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城市化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城乡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痛心地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正确地处理好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以及基础建设的关系，有法不依大量存在。金硕仁委员也毫不客气地表示，在一些无知领导干部的乱决策、瞎指挥下，许多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在经济建设或城市建设过程中遭到无情破坏。“我国许多经历百年、千年沧桑的古城、古镇、古村落，曾经拥有的古城墙、古城门、古城楼、古建筑，在文化肤浅和缺乏文化素养的现代城建中，在短短的时间内被破坏了。”

追问问题的原因，金炳华委员一针见血地说，有些领导干部文物保护意识淡薄，不能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重物轻文”，看重物质利益，而轻视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轻视文物对传承文明、认知教育的功能，这就导致了文物资源在旧城改造、城镇发展、工程建设、旅游开发当中遭到损害、破坏。

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堪忧

“有很多文物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总会由于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等因素，归于消亡，或者就是在它存在几千年后，由于自身的病害，如土质、岩石等都出现了物理或化学的变化，导致毁坏，总会有这么一天的。”萧玉田代表告诉本刊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文物保存的时间更长久一些，“能不能让它再存在几千年，这就需要借助科技力量。”

对此，执法检查组指出，当前文物修复、古建修缮、文物鉴定、文物保护工程等专业人员极为短缺，制约了文物工作开展。根据文物部门统计，全国半数以上的馆藏文物需要修复，但有修复专业资质的单位只有198家，专业技术人员仅有2000余人，难以适应繁重的文物修复和科学保护任务；在古建修缮等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龟兹的精美壁画就面临着这样艰巨的保护任务。“敦煌壁画、龟兹壁画堪称是世界瑰宝，艺术价值极高，但由于已经存在1700年以上，壁画不同程度地存在病害。”萧玉田代表告诉记者，有的雕塑已经风化、开裂；有的壁画起甲、酥硷、脱落、变色、受潮等等，自身状况极其脆弱。“要保护这些文物，没有专业技术水平极高的文物保护人员是不行的。”他担忧地说，目前，除敦煌研究院具有一批治理、修复、复制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专家及修复人员和画师外，多数文物单位缺乏工艺规范、技术水平高的修复人才。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不过关，一些珍贵文物就毁在了修复过程中。“同样是丝绸之路，我们到新疆以后，看到一些千佛洞，它的年代比敦煌的要早。其中有一幅很好的壁画，上面有三个法王，这个壁画原来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让我们修复坏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科研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这些壁画上涂了一些保护层，不但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破坏作用，这些非常珍贵的上千年的壁画已经全部粉碎、脱落了。”同样奔赴北京、甘肃、新疆参加此次执法检查的郑荃委员非常痛心地对记者说，在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的提高方面和科技人员队伍的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需要加强。

文物流通鱼龙混杂

在我国民间，有句俗语深入人心，即盛世藏古董，乱世存黄金。讲的就是，当世道太平，生活富裕，有大把闲暇时光时，人们就会更多地追求生活品质，文物的交易就会繁荣起来，价格也会得以提升。

当前，在中国经济经历30年的大发展后，民间文物收藏不断升温，文物价格也节节攀升。部分电视台更是推出“鉴宝”“寻宝”“一槌定音”等文物鉴赏节目，邀请文物专家与民间藏友面对面，当场鉴定文物年代、真假。节目火爆程度、受欢迎程度十分了得。一些知名拍卖会更是引领收藏市场航向，牵动着亿万藏友敏感的神经。

据统计，目前我国文物拍卖企业有324家，2010年总成交额为368亿元。全国较大规模的古玩旧货市场超过240家，涉及文物艺术品交易的网站约有200家。

正是看到了文物的巨大升值空间、丰厚的利润回报，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做起了制假、贩假的勾当，形成了生产、做旧、销售的产业链；一些拍卖公司更是知假拍假、自娱自乐，以期达到哄抬价格的不良目的；有的文物鉴定人员违背职业道德，进行虚假鉴定。

“文物市场存在着文物鉴定乱的问题。”黄镇东委员说，什么“汉代玉凳”“金缕玉衣”，说是经过权威专家鉴定过的，在媒体上炒作，历史上也有这样问题，但是鉴定的时候应该鉴定为工艺品，而不再是文物。

“一些地方的经营者对文物进行非法交易，造假售假、搞虚假文物鉴定，这类现象比较突出。”金炳华委员说，还有一些媒体，包括电视类的鉴宝节目，片面渲染文物的市场价格，忽略了文物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价值，以及对人们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

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文物流通领域缺乏有效规范和监管。萧玉田代表告诉记者，2002年文物保护法修订以后，文物由归口管理统一经营转变为国营、民营多头经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从法理上失去了对古玩、旧货市场的相关经营审批权和对其进行监管的法律依据，而负责市场管理的工商部门又缺乏文物鉴定专业人员，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不良专家和所谓的鉴定人员进行昧良心的虚假鉴定，使地下文物经营活动越来越猖獗，文物经营活动成为了监管的空白区。

文物法制建设滞后

今年年初，北京市文物部门对广受各界关注的“梁林故居”被拆事件作出了处罚决定：这是一件典型破坏古都文物保护的恶劣事件，依据文物法规定，拟对拆迁方处以50万元罚款，并责令其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无独有偶，南京市文物局对著名民国建筑、南京市级文物张治中公馆“非法拆除”处以“罚款25万元，责令改正”的处罚。

处理结果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对如此典型的破坏名人故居的恶劣事件，仅仅处以50万元的罚款，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保护文物、以儆效尤的作用？

其实，在城市化的车轮下，已有不少名人故居被夷为平地。据了解，以北京为例，近10年来，已有不少名人故居遭拆迁。在外界看来，这凸显了文物保护法制建设的滞后。

据了解，1982年11月，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立法机关于2002年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并于2007年再次进行了修正。

“文物保护法制定颁布30年，修订已有10年，有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文物保护工作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以修订完善。”金炳华委员指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文物保护的一些法规文件还不配套，也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开展。

“现行文物保护法对如何保护文物有明确的要求，而对不依法保护文物的主体缺乏约束力和强制力。”萧玉田代表告诉记者，这导致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文物部门作为文物保护的执法主体缺乏强制力。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也表示，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没有明确地设定行政许可事项，文物行政部门既无法行使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权力，也不可能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对文物部门提前介入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难把握，很难阻止一些建设部门强行施工造成毁灭性破坏，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对此，报告指出，现行法律中对文物安全管理、水下文物保护、土地流转前的考古发掘、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登记、民间博物馆管理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对文物违法行为的处罚过轻，且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难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等。文物保护法中要求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如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再收藏的文物的处置办法、文物认定的标准等，至今尚未出台，影响了相关工作规范开展。

“如果不从立法的角度入手，对这种破坏文物的现象加以制止，那么，在我们手中毁掉的文物会越来越多。”萧玉田代表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愧对祖先，愧对人民，也愧对民族。(记者/梁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