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用工荒”、“融资难”和高成本等生存困境 摄影/张和平

今年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硬着陆”和“滞涨”担忧解除，但宏观经济运行喜中有忧。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尽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仍存在许多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我们应该保持忧患意识。

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喜中有忧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考验。“外患”表现为欧债危机加重、美国经济增长疲软、中东地区社会动荡不断等，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优，甚至可能将风险传导至中国。德意志银行分析报告甚至预测，如果欧美陷入严重衰退，中国出口会下降15%，GDP增长率会降低到7%。新加坡及中国研究机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也显示，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2012年全年GDP增长率为零），则当年中国出口增速预计下降7.9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将减少0.67个百分点，达到8.24%。“内忧”则表现为宏观经济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消费乏力、分配不合理、钱流失衡和就业纠结，进一步考验宏观调控智慧。当前宏观调控需要正视经济运行中的以下问题：

一是投资主导增长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消费依然乏力。“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要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上半年投资增速超过消费增速9个百分点，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比消费贡献率高近6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冲动热情高涨，居民消费依然动力不足。而地方政府和国企主导投资的格局伴随着巨大的银行坏账风险。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10.7万亿元，许多要在近期还本付息。银监会统计显示，50%的地方贷款存在第一还款源不足。地方负债虽然总体未超过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但在土地财政收入缩水、保障房建设又添新债的背景下短期还本付息压力依然较大，需要防范地方债务违约引发银行坏账风险。

二是居民收入增幅大大滞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31%，大大高于8%的预算，为GDP及居民收入增速的3-4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7.9%。税赋重会推高物价，不利于企业为员工加薪，抑制了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扩大，降低了居民物价承受力。在外需减少条件下，扩大居民消费才是增长持久动力。上半年经济增速微弱回调，重要原因是消费增长减缓，汽车、建材、装修等消费下滑。当前要防范高物价、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对居民消费过度“挤出”以及投资“退出”叠加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大幅下降的潜在风险。

三是金融二元特性凸显，体制内金融和民间金融出现严重利率“双轨制”。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呈现二元现象：政府与国企借助正规金融系统提供的廉价资金进行投资。而民营中小企业在体制内融资艰难、陷入“钱荒”，不得不用利率极高的民间借贷，融资成本极高。体制外灰色高利贷融资热火朝天，资金汹涌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全民放贷”现象。有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7.76万亿元，银行体系外资金融资占比超过40%以上。

四是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用工荒”困扰中小企业。就业市场“有人无事做和有事无人做”纠结加深：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农民工“用工荒”。大量中小企业不仅严重缺工，用工成本大大上升，而且企业员工流失率极高，使企业经营极不稳定。

二、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当前，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社会稳定之基、创新创业之源，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后劲，提供了全国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全社会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然而，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着“用工荒”、“融资难”和高成本等生存困境。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一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由于我国金融结构二元性特征凸突，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集中，国企与民企在融资可获得性和贷款利率方面差距巨大。据调查，不到10%的中小企业能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贷款，大部分融资需求依靠民间借贷解决，结果导致民间利率节节高攀。例如，武汉部分地区民间资本利率飙升到年息120%；在南京，尽管目前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已高达120%，借贷需求依旧不断增加；在一些地方，80%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最高达120-180%。民间高利贷缺乏监管，利率奇高，中小企业还本付息压力极大，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债务纠纷风险，一旦民间借贷链条断裂，风险将会传导至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

二是十分严峻的“用工荒”。当前企业不仅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由于劳动力总量“无限供给”格局在改变、区域间务工“推”、“拉”力量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呈新态势，大量中小企业严重缺工，用工成本大大上升，平均成本上升20%-30%；企业员工流失率极高，大进大出的高流失率使企业极不稳定。一项《2010年中小企业生存报告》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两成中小企业用工短缺，平均每家企业用工缺口达14人。大量企业出现了因缺工导致不敢接定单的现象。

三是全方位进入“高成本的时代”。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高成本致使企业利润比“刀片”还薄，大量微小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且中小企业“高税费”状态依然没有根本改变。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税负较重。今年一季度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达到37%，中小企业对税收的贡献高达50%。同时，非税负担已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尤其是路桥垄断，导致中小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有报道显示，当前路桥费等“买路钱”在商品价格中的占比大约为4%-10%，商品物流成本占到了物价的20%-40%。

中小企业面临的重重困境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大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降低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使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工信部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头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亏损面为15.8%，同比扩大了0.3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了22.3%，尤其是量大面广的规模以下小企业，他们遭遇的困境可能更为严峻。中华工商联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更为艰难。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部分体质弱的中小企业“淘汰”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然而，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就业的稳定性增加需要同样甚至更多的中小企业诞生。中小企业的新生和消亡比例必须维持在适当的规模范围之内，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一旦企业死亡率超过临界点或“死”多于“生”，就必须引起政府高度重视。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困境，可能导致民间借贷纠纷高发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经济下行过快的潜在风险。还可能引发中小企业大量停产半停产和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出现民间资本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不仅给居民就业带来较大压力，而且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给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带来风险。调查表明，目前民营经济发达的典型地区60%左右的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因此，必须防范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困境引发中小企业大量停产半停产和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

三、缓解中小企业生存困境需政企合力

当前，缓解中小企业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仅仅依靠企业或政府任何一方力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共同缓解企业发展困境。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化危机为契机，推动政府职能从管制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积极改革和完善相应体制和机制，努力克服市场缺陷，优化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缓解多重困境形成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需要中小企业苦练内功，借助市场竞争淘汰机制的倒逼压力，变被动为主动，变生存压力为转型动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推动转型，通过内外合力摆脱发展困境。

为此，政府应采取以下对策帮助中小企业应对危机：

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平等使用信贷资源的融资环境，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要研究大型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营业税减免政策。有效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特别向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要规范民间金融，放宽金融管制，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要建立健全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银行、资本市场、信用担保“三大体系”，健全企业融资的综合配套服务体系。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适当加息，抑制国有大企业的廉价资金需求，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

二要加强劳动力市场规划与建设，营造良好用工环境，缓解“用工荒”。要推动东部产业升级与向中西部转移并重，东部地区要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升级以减少低端劳动力需求，中西部地区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让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农地向种田能手的集中，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协调水平，改变对农民工“取而不予，用而不养”局面，解决企业技工短缺问题。推动农民工与市民在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平权，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改变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局面。优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建设，通过完善就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就业环境，化解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致的“招工难”问题。

三要减税降费切实为企业减负，使其轻装上阵以应对高成本压力。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行为进行税收减免，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赋，鼓励创新，扶持创业。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减税提薪”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使民企轻装上阵。要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治理乱罚款、滥评比、乱收费等。当前，要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损害企业利益的突出费用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如高额路桥费、进场费等，降低企业流通成本。

缓解生存困境，企业也需采取以下三项措施积极化解高成本，应对“钱荒”、“人荒”和“高成本”。

一要拓宽融资来源，完善自身财务制度、提高资信水平，增强企业融资能力。要创新融资渠道，丰富融资手段，积极运用私募股权融资、抱团融资、供应链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要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注重企业信用积累，提高企业资信度，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和融合，努力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困难。要积极向专业服务机构咨询，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融资方案与融资途径。

二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改变“过客”心态，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员工流失。要实施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战略，通过机器“替代”人工，降低用工依赖。要优化企业价值链，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增效”以应对用工高成本。要创新柔性化管理模式，拓宽员工职业发展前途，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减少员工流失。要建立员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薪酬，稳步改善福利，关爱尊重员工。推出多样化用工模式，加强技能培训，规划员工“多通道”职业发展路径。

三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来降低“高成本”，通过产业转移来规避“高成本”，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来化解“高成本”。要重视技术进步，养成企业自主创新习惯，加强创新人才储备和选择合适创新模式，通过流程改造和技术革新来降低“高成本”。要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加强关联企业间沟通协作，通过产业链整合来有效降低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成本。要契合国家产业规划，综合考察承接地投资环境，通过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来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压力，规避“高成本”。要降低多元化经营程度，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或者将经营重点收缩于价值链核心环节上，把主导产业做专、做精、做优，通过产品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来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提升利润空间，化解“高成本”。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