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1982年宪法。八二宪法和后来一些主要法律的制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 摄影/王新庆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何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大意义，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自觉深入地学习、把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现依法治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它的重大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应有之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的规范化、制度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种规定绝不是哪个政党和个人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做出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惟一正确的选择。
1． 近代中国日渐衰落的沉重历史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地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加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的鸦片战争，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到20世纪初，中国已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残酷地压迫和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从此，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传统文化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中国已经完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也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蓬勃兴起。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据有关资料统计，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间，各地农民起义多达110次。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将中国旧式农民革命运动推向了巅峰。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其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革命斗争纲领，因此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2．中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革命的失败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势力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出了种种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驱者，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图强国，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但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性。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即戊戌变法。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那时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最终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自那以后，旧中国的政治制度，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其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本质，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地位。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与资产阶级同时兴起，中国无产阶级出现并日渐壮大，并最终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中国人民对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协会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到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各地普遍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是我们党为实现人民民主而进行的探索和创造。我们党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中国人民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法治根基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兴衰更替的历史，任何一个新生政权的产生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法制建设，都要用新型的法律制度来确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新中国的成立也不例外。
1．依法确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和制度
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通过了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重要文献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195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这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和宪法的公布施行，开创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新阶段。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认真落实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各项规定，制定了关于国家机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方面的一批重要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度等一些具体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打下了政治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党随后在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严重错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受到严重影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惨痛教训，深刻反思民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就是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要性认识的一次飞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因此把立法工作提到了重要议程上来。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适应恢复重建国家秩序，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以及改革开放需要的法律。这7部法律的同时出台，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迈入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在新时期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标志着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已经开始了依法执政的历史性转折。1982年宪法出台前后，一大批法律相继制定，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提出要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二十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建立法律体系，体现了党对经济工作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此努力工作，到上世纪末，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表明我们党要求用较短时间主动构建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理论清醒，也表明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过去的主要依靠政策向既依靠政策但主要依靠法律的深刻转变。在党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不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定并修改完善了一大批法律，督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抓紧制定与法律配套的法规，集中清理了法律法规，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坚持依法执政的重大历史性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成果。
3．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依法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最近20多年，世界上一些国家政权的动荡更迭，都是不能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放弃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盲目崇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政体的结果。回顾我国的历史，从以上立法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都是围绕着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的，始终坚持了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规律的认识，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包括的全部法律规范，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为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有法可依的前提。正如吴邦国委员长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和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反映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实践中成功经验的总结；二是，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现有成果是在这个法律体系的保障下取得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建国6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成果，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又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立法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以1954年宪法为标志，我国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宪法和法律原则得以确立，进一步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并为之服务。
根据宪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颁布了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对我国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外，这个时期，还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保障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实施，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清晰、明确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当然，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不仅仅是一部宪法的制定就能够解决的。在我国经济、文化落后，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人民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目标，成功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道路上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党对在中国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艰辛曲折的。后来的历史表明，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发展道路上未能避免大的曲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到彻底破坏，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损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
(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提供法制保障
1．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3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向前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工作也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及时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并与时俱进，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推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是我国立法工作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适应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立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立法活动全面恢复并迅速展开。如前所述，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了7部法律，标志着我国立法工作在停滞20多年后取得重大突破，迈出了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步伐。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1982年宪法，之后于1988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确立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相继出台。1986年制定了作为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同时又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等一系列民商事方面的单行法律。不久，继刑事诉讼法之后，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也相继制定出来，三大基本诉讼法律制度得以建立。为推进改革开放，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又相继制定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实施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先后制定出来，为推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提供了法制保障。此外，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及有关保护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等一些急需的、主要的法律也陆续出台。1982年宪法和这些急需的、主要的法律的制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文革”结束后迅速恢复重建国家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2．体现深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建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票，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我党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创新实践的新的发展阶段，立法工作也相应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国家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制保障。1993年第二次修改宪法，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重要内容载入宪法。1999年第三次修改宪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载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4年第四次修改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重要内容写入宪法。这一时期，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先后制定了一大批重要法律，包括一批国家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也相继颁布实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作了重新修订，特别是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我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提供了法制保障；制定立法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立法体制和机制。经过十多年努力，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
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关的，是与党的改革重大决策紧密相联的，及时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需求，并为之提供了法制保障。以宪法的修改为例，1982年宪法制定后，总的来看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同时，它的部分内容又与发展了的现实生活发生了脱节。为了避免因全面修改宪法而导致对宪法权威的损害，又能够使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保持它的适应性和稳定性，需要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解决。从我国宪法修改的实际情况看，四个宪法修正案共31条，其中对宪法“序言”部分的修改有5条，对宪法条文部分的修改有26条。对宪法“序言”修改的5条中，一是对关于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的规定所作的修改，有3条；二是对关于统一战线的规定所作的修改，有2条。对宪法条文的26条修改中，“总纲”一章中占了16条，其中对经济制度的修改就有14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2条；“国家机构”一章有7条；“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一章有1条。总的来看，四次宪法修正的内容，除对国家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所作的补充性修正外，大多集中在对现阶段经济制度的修正上，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条文又不止一次地进行修正，明显地呈现了修正的渐进性。虽然从修改的面上看不算太小，但是，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些修改更多的属于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的调整，对宪法确立的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也就是说，几次修改宪法都没有影响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稳定。至于对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的调整，则是同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形势紧密相关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发展需要。
再以刑法为例。我国刑法的创制和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的制定。建国以后至1979年，我国根据打击犯罪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单行刑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在这个时期，打击犯罪主要是以单行刑事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为依据，我国还没有刑法典。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法制工作的重视，有关方面抓紧了对刑法草案的修订。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由此诞生。这部刑法是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同犯罪斗争的实践经验，认真总结“文革”教训，参考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弥补了我国法律部门的空白，对于完善中国刑事法律制度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1979年刑法制定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犯罪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在1981年至1995年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通过了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和22个关于惩治犯罪的决定或补充规定；并在多部经济法、行政法中作出130条有关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和1979年刑法典共同构成了我国惩治犯罪的刑法依据。为了有利于打击犯罪和统一执法，将对于刑法的修改补充纳入刑法典中，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我国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修订后的刑法条文由原来的192条增加到452条。这次修订，根据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多年来刑法实施的经验，以及犯罪情势的变化，对一些新型犯罪作出规定。这两次刑法的制定和修改，都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都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我党的刑事政策，并借鉴了当代世界刑法发展中的有益经验。特别是1997年刑法施行后，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变化，犯罪情况的变化，以及打击犯罪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对刑法作出了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通过对刑法的修改补充，使我国刑法得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得以完善。如明确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罪刑法定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取消了1979年刑法关于“类推”犯罪的制度，并对于各种犯罪的罪状和刑罚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是对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特权”规定在刑法中的具体落实和体现。三是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刑罚的设置和适用都要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取消13种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完善非监禁刑的适用，将社区矫正制度引入刑罚执行；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作出进一步规定；对于从严惩处黑恶势力犯罪作出进一步规定；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等，是一次对于刑法重大的修改。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强了刑法对于民生的保护，使我国的刑法典更具科学性，同时，体现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的进步。
其他的法律也是一样。从各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来看，它们涵盖了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也把国家各项工作纳入了法治化轨道，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法制保障。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
实现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景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回顾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历程，这些理论来之不易，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到2020年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回顾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联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党采取了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也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又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法制的保障，我们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离不开法制的保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国家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同时，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确定下来，强调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第一次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法制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日益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确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根本路径，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保障。
1．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牢牢立足于中国实际，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其他各项民主政治制度，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保证党执政兴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对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对于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于保障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作用。
2．对于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解决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破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3．对于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特别注重从制度上解决公民权利和利益保障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法律制度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于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党和国家不断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于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等事业，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将公民的文化、教育等权利落到实处；对于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4．对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近代中国因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日渐衰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斗争建立新的政权后，一直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进行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独特历史文化但民主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的古老大国，是一个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新兴大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不易。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现代法律制度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依法执政理念指导法治实践的历史成果，对从根本上引导人们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