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60年5月到1998年7月退休，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整整38年。在我正值青春年华的时期里，多是直接为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服务,这让我在做好日常服务工作的同时，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毛主席作为领袖的伟人风采，人民公仆的朴素风范，甘为孺子牛的工作作风和普通人一样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
敬爱的毛主席虽然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每当我想起为老人家服务的日日夜夜，就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凝视着同老人家的合影，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仍回响在我的耳边；老人家的亲切关怀，永远温暖着我的心房。
调到大会堂后，组织分配我开电梯。那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什么事情都不太懂。只是听人家说开电梯能有机会看到毛主席，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从上岗那一刻起，就时时刻刻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想呀，盼呀，这一天终于盼来啦！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1960年11月16日，毛主席来到118厅办公，从我的岗位路过。毛主席真的来啦！我看到他高大魁梧的身影，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了，霎那间，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热泪情不自禁地从眼眶里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擦也擦不尽。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老人家已经进入了118厅。我凝视着他老人家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开，总觉得还没看清楚，没看够。那天晚上，想着白天的情景高兴得我彻夜难眠。
以后，毛主席每次到大会堂参加会议、接见外宾或是看文艺演出要乘坐电梯时，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半小时上岗，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高兴地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我们每个人都盼着毛主席能乘坐自己开的电梯。记得那是1967年的夏天，毛主席要到三楼小礼堂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的《白毛女》。我们提前把大礼堂一号、二号电梯准备好。我开一部，李风云开另一部。毛主席看到有两部电梯同时等待他时，就站住了脚，看了看我和李风云，微笑着用手指指我，诙谐地说：“上来坐你的电梯，下来坐她的电梯。”毛主席特别理解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心情，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来大会堂办公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长了，见毛主席的机会就更多了。我除了做好服务工作外，每个周末还被领导安排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任务，即参加为中央领导举办的舞会，以调剂中央首长们的工作节奏，缓解紧张的工作压力，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
毛主席虽然是伟大领袖，但他平易近人，非常和蔼可亲。每次参加活动，他都先和大家打招呼。那时，在我们眼中，他特别像我们慈祥的父亲。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就像孩子一样依偎在他老人家的身旁，度过那美好幸福时光。
1966年“文革”期间，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风趣的话，一时间在社会上兴起了改名热。我心想，能让中央首长改个名字也是莫大的荣幸。一次，我们去中南海春藕斋跳舞，中间休息时，我看到有人请毛主席改名字，我的心也动了。当时，我正好坐在毛主席右边，就趁机说：“请主席给我也改个名字吧，我姓原。”毛主席顺口开玩笑地说：“你就叫元宵吧！”我毫不拘束地回答，“那怎么行呀，元宵软软的，让别人都把我吃掉啦。”毛主席反应特别快，微笑地说，“那就叫原子弹！”我立刻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好呀，可以到越南战场上喊，原子弹来啦，把美国人都吓跑了！”（当时美国人正在攻打越南）这段风趣幽默轻松的对话，把在场的人逗得捧腹大笑。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组织分配我为毛主席守灵送灵。这是党组织给我的最高荣誉。9月17日早晨6点钟，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无尽的哀思，来到北大厅毛主席灵堂。我望着毛主席的遗容，看着毛主席眼角上的皱纹，再看一看伟大领袖慈祥亲切的面容，止不住泪如泉涌。胸前的白花，臂上的黑纱，倾诉不尽我内心的莫大悲痛，表达不尽我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悼念。
我是大会堂最后一个送走毛主席的工作人员。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完追悼会的当天，领导交待我和冯学仁师傅：“今天晚上，毛主席遗体要离开大会堂，你们要克制自己的感情，电梯要认真检查，不能出任何问题，不要因为悲痛，把电梯开错了方向。这是毛主席在大会堂最后一次乘坐电梯了，要保证完成好任务。”我来到一号大电梯一看，整个大电梯内，全用灰布布置成了灵梯，庄重肃穆。夜深了，大会堂里的气氛格外宁静，只有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一段北大厅灵堂守卫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旁。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静静地等候着灵柩的到来。大约在子时，灵柩慢慢地来到一号大电梯门口。当毛主席的遗体进了电梯，由一楼开到地下室后，我又往上开慢车将水晶棺的高度调整到迎灵的红旗敞篷轿车上。我站在地下室门口，眼望着毛主席的灵车缓慢地开走了。这是毛主席在大会堂最后一次乘着电梯走了。主席真的要远行了，他要走得很远很远了！我泪流满面，目送灵车远去。我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一路走好，在天堂里保佑祖国繁荣昌盛，保佑人民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