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最后一年，但是仍要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上海代表团的65位全国人大代表用行动实践诺言：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议案21件，建议110件。

    回顾本届五年履职过程，从新当选为代表到熟练地执行代表职务，代表议案是代表履职的一个缩影。五年间，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并列入正式议案共计115件。梳理这些议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关注“量”到更加注重“质”、从关注“上海角度”到更加注重“全国高度”、从一人起草到凝聚集体智慧、从一次提出到持续关注等变化，真正实现了代表议案的“转型发展”。而“转型”的成果在五次会议期间的代表议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从关注“量”到更加注重“质”

    2008年的一次会议本届代表履新伊始，共提出了32件议案，被列入正式议案29件。之后，二次会议提出23件，三次会议至五次会议均提出21件。议案总数呈下降趋势，但是从二次会议开始列入正式议案的成功率都是100%。这个指标充分说明这些议案都是文本规范，案由、案据明确具体

    五年议案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但聚焦大局和中心工作的“向心率”越来越高，年度特色越来越明显。比如今年，代表就紧紧抓住“稳中求进”总基调，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以及坚持和改善民生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议案。比如，围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制定期货法、原子能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议案；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了完善劳动合同立法、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等议案；围绕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提出了修改土地管理法、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等议案。

    “磨刀不误砍柴工”，代表议案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五年的“修炼”。五年间，代表列席常委会，参加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培训，代表意识和履职能力不断提升；从听取周边群众意见到相对固定联系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从电话、邮件到微博，听取民意的渠道更加多样；对议案基本要求，比如“案由、案据、方案”、“一案一议”、议案专用纸等，从不熟悉到熟悉；大会期间代表团集中酝酿、附议的过程逐渐顺畅……这些都为形成高质量的议案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关注“上海角度”到更加注重“全国高度”

    “自从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活动后，我的视野更加开阔”，秦绍德代表感叹道。代表们始终记得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在一次专题调研总结会上讲的两句话：“立足上海看全国”、“跳出上海看上海”。

    在代表议案里不难发现，代表越来越擅长从上海的实际出发，提出带有全国性、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到兄弟省市调研后，总结出上海经历过、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广泛存在的问题；从地方层面不能解决的问题里，提炼出需要在全国层面和法律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和建议。今年，21件代表议案中建议修改法律的议案11件，建议制定法律的议案8件，共占总数的90%。这些法律案或附有详细文本，或提出周密的方案，均是着眼全局、放眼全国的好议案。“上海代表提出的议案基本上是比较放心的‘免检产品’”，大会议案组工作人员的这种赞扬声经常能够听到。

    从一人起草到凝聚集体智慧

    “这件议案是金建忠代表和我共同研究、起草并提出的”，盛亚飞代表在向全团代表介绍他所提出的“关于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议案”。这两位来自郊区工作领导岗位的代表会前一起商讨、共同开展调查研究，最终形成了这份议案。在本届前期，更多的是由一位代表“单枪匹马”起草议案再到大会上临时找足30位代表附议，如今更多的是会前几位代表共同商量拟定议案的选题、实施调研方案，并一起修改文本内容。

    这种“集团军作战”的形式，在代表履职成果转化中更加明显。比如，把每年代表专题调研的成果经过加工提炼，形成代表议案。今年，李逸平代表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行刑衔接工作，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议案”、徐征代表提出的“关于提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议案”，就是在去年“食品安全管理”、“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两个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形成的。去年共有51名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专题调研，占代表团总数的77%。代表们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冒着酷暑，通过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深入进行调研。调研小组召集人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小组代表积极参与调研活动、讨论修改报告，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这种集体智慧凝聚成的议案具备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础、更加充分的事实依据、更加透彻的原因分析和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案。这就是上海代表议案质量高的“秘诀”之一。

    从一次提出到持续关注

    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一份最长的议案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媒体热议。陈伟兰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的议案”，尽管只用了“小四”字号，但仍长达56页。附议时，严诚忠代表一边签字一边说:“我是排着队来附议的!依法规范政府的行政程序是非常必要的!”王恩多代表说:“我昨天在车上听了陈伟兰的介绍,第一个就签了名!”据了解，陈伟兰代表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制订《行政程序法》的议案。早在一次会议期间，陈伟兰代表就提出过相关议案。当时，全国人大法律委答复是“建议进一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列入立法规划或者年度立法计划”。这次已是陈伟兰代表第三次提出相关议案，但她并不是“copy不走样”，而是在前两次的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修改，论证更充分、建议草案更完善，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附议。

    一次提出不够，就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多次提出，类似情况不仅体现在议案办理难度比较大的领域，而且体现在为某一社会群体的奔走呼吁上。五年里，朱雪芹代表就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力度提交多份议案，涵盖了农民工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我提交的议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去年7月1日上海市针对农民工实现了同城同保的待遇。这五年，从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九年义务教育，到现在几乎覆盖到所有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的基本要求，这离不开很多代表的呼吁”，朱雪芹代表在大会期间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介绍道。像这样从一次提出某个议案，到完善后多次提出、持续关注某一群体，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代表为民履职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本文刊发于2012年4月5日《上海人大》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