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31名农民工走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参与行使国家权力。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一大亮点。社会各界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向“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又迈进了一步。
但坊间对他们的怀疑声也不在少数。“农民工行使国家权利？” “花瓶！”“摆设！”各种议论均有。
那么，31名农民工代表是怎样履职的，他们有怎样的情怀？
反映最真切的民声
31名农民工代表，他们带来“草根”群体最真切的声音，不加修饰；他们把农民工群体最迫切、最困难的问题直接“捅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没有过滤。
从聚焦农民工群体的劳动维权、薪资收入、居住、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到提升职业素质、公益慈善、职工宿舍建筑面积等更广、更深领域。自会议开幕以来，多位农民工代表提交了40条建议。
“经济补偿金纠纷已成为劳资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曾香桂说。她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中的补偿金发放方式。
薛志国、吕华荣、曾香桂、周振波等反映的是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有的建议设立教育卡或教育券，全国流通；有的建议国家加大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的教育投入，保证大城市有足够的教育资源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蒋宇霞则希望社会多关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养缺失问题。朱雪芹反映的问题之中，也包括农民工孩子教育问题，她说：“上海少管所的孩子超八成是农民工子女”……
易凤娇和陈雪萍反映的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易凤娇建议，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欠薪”行为。陈雪萍建议加大对建筑企业的监管力度，不能层层盘剥，给施工单位一元钱让干五元钱的活，最后就是农民工白干活。
曹勇建议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医疗保险联网，使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人口，在人口流动时都能继续享受医保。阮永川带来的也是“关注农民工养老”的建议，他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养老金，给农民工以更多的养老保障。谢利英建议强制推行农民工的“五险一金”待遇。她希望着重在制度设计、城乡衔接和可转移性方面出台相应政策、建立相关制度。
农民工难以扎根城市最痛的病因：劳动技能缺乏。叶国先、周惠、高小宏、谢利英、易凤娇都反映了农民工劳动素质提高问题。叶国先说，“农民工要想在城市立足，终归要靠技能，不是靠体力。”周惠希望农民工朋友在外出打工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组织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技能；高小宏建议社会各方面力量如政府、企业、学校等应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指导力度，使农民工在走出农村后，具备一定技能再走向社会；谢利英建议，职工教育经费中设立农民工培训经费，建立农民工培训经费政府、用人单位投入为主，个人承担及社会力量捐助为辅的工作机制，保障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易凤娇建议，国家要针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从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的发展和技能知识提升入手，提高就业和竞争能力以及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
“最美洗脚妹”刘丽反映了农民工最难以启齿的问题，她说，一些打工族家庭中悄悄出现另一种“临时夫妻”，造成安全意识淡薄的农村妇女妇科病大增，同时影响健康的家庭夫妻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成长。
董林关注的是农民工的法律素质问题。他建议，在法律诉讼方面开设“农民工绿色通道”，“要让更多的农民工和弱势群体知法、懂法和会用法，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陈腊英、谢智波，均是农民工，均是环卫工，他们关注的是环卫工的待遇和城市卫生管理问题。陈腊英在分组审议发言时说：“我国已有70亿吨垃圾‘兵临城下’，无处堆放，建议城市设约束性指标限垃圾的产量， 同时也减轻环卫工的工作量。”谢智波建议对不文明、不卫生的行为“零容忍”。
保安出身的朱良玉和薛志国反映的是保安人员的待遇问题，这里有大量的农民工。朱良说：“我国目前有保安约430万人”，“除了中层以上的人员外，一线保安的‘五险’多数都没有解决”。
……
他们反映的了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困难形形色色。但是，这些问题不外乎就是“平等待遇、生存发展”八个字。解决了农民工群体的这八个字，也就解决了2.6亿人的民生。
拥有最“草根”的情怀
在本届31名农民工代表中，上海团的朱雪芹是“老代表”。她在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向社会公众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她来自一线，她反映和表达了最真切的民声。
朱雪芹，从初中毕业的打工妹，到能讲一口流利外语的企业白领，再到劳动模范、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自强和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唯一不变的对农民工的情怀。2009年，朱雪芹志愿者工作室开通，主要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劳动维权服务和心理疏导服务，为农民工子女开辟“第二课堂”和免费课业辅导。5年多来，有农民工给朱雪芹写信、打电话、发短信，请她代为反映各种问题。她认认真真地把他们的诉求点点滴滴记录在笔记本。到了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要抓住一切为农民工说话的机会。”上一届人代会上，她共提交了关于农民工的建议或发起议案共15件。
已是第二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她，今年提的建议依然是关于农民工的。
曾香桂，到北京开会之前，她跑遍了东莞的诸多部门：学校、工厂、劳动保障部门、法院……充分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困难和诉求。她发现东莞常住人口仅100多万，而外来务工人员近600万，这些人员的子女仅有14.2万孩子进了公办学校。她说，更多的学龄儿童，用工地确实难以解决。所以很多孩子只能进民办学校。贵族式的学校一般打工家庭承担不起，一般性学校的往往质量没有保证，误了孩子。为此，她提出了公正、科学的解决方案，实行“义务教育卡”制度，义务教育经费跟着孩子走……
这名来自湖南邵阳的姑娘1999年到广东东莞打工，在一家公司坚持了13年。13年间，她从文员、副主任、主任、副经理、经理，如今成为公司的团总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无论职务如何变化，她都与一线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她了解每一个员工的困难和诉求。她的贴心、她的友爱感动着身边的工友。2003年，公司内部举行了一次民主选举，她高票当选了工会副主席，后来晋升为工会主席。从此，曾香桂尽量为员工争取权益，尽量让员工感到贴心。
无论是来自北方的康仁、胡春霞、董林，还是来自南方的叶国先、吕华荣，他们有共同的情怀——深知自己代表的是2.6亿农民工，为农民工在发言。他们没谈发展战略、民族的未来，没谈宏观经济、国际关系，但他们反映的这些“小事”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这些最“草根”的声音，来自2.6亿人共同的心底，这些问题也是关乎社会、关乎未来的大事。
有“草根”情怀，但他们并不狭隘。他们也会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问题。如谢利英有一个建议是关于“为出口企业减轻税负”；曹勇代表则关注民间公益组织的转型升级……
榜样力量和责任比能力更重要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
面对这样的数据，有人对他们的履职能力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处社会最基层，见识不广，文化水平不高，政治参与经验不足。
朱雪芹立刻反驳：“作为人大代表，责任比能力更重要。” “能力问题，可以重视但不必放大。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代表，都可以通过学习很好地为自己的阶层代言，完成自己的使命。”
朱雪芹第一年来参会，团组会议时面对国家领导人，她率先发言，没有现成的稿子，即兴发言，洋洋洒洒地说了10分钟。“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心想，反正是说自己看到的事情，真实最重要。”朱雪芹把为农民工呼吁当成最重大的责任，不放过任何机会，包括通过媒体，她的责任履行已远远超出在会议上的呼吁。
同样来自上海团的周振波，得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专门深入农民工群体，从各种渠道了解在沪农民工生活中的困难。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河北汉子，在采访过程中他至少三次声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责任在肩，必须努力学习，实实在在做点事。”他的履职目标很具体，要让农民工感觉到“周振波这个人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这就是责任。
来自河南代表团的王馨，是河南赴广东打工的第一批“打工妹”。那时16岁的她只有初中文化，从89年到现在，从做流水线上的工人、珠宝销售员、电子厂的业务员到现在几亿资产、上千人企业的高管，20多年的打工生活让她经历了中国农民工所有的艰难历程，也感受到人生升华的快乐。她曾是十一届河南省人大代表，是农民工奋斗的榜样。
社会对于农民工代表履职能力的质疑，她说，“我注意到这次31名农民工代表中有洗脚工人，有很基层的打工者，只要反映一两个点，可能就是农民工群体中很普遍的问题，能将最基层相对突出的问题反映出来，并且能改善一些就是很大的进步，很大的作用。”
作为农民工的奋斗的榜样，她与所有农民工兄弟姐妹分享的成功法宝是：要不断地学习，要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态度，遇到机会要很执着做下去。
对于如何履职，刘丽认为首先要学习。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当一名合格、称职的人大代表。“我相信有些人也去洗过脚，如果你没有学会洗脚之前是不可能去给别人洗脚的。作为一名人大代表首先要去学习宪法、法律等，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去履职。”
全国劳模、著名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认为：农民工代表履职能力问题，首先要允许他们有学习提高的时间，凡事都有个过程，不必现在就一律苛责。
采访了20多个农民工代表之后，留给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都经历了不凡的奋斗过程，都有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他们努力用知识改变命运，是所有农民工甚至整个社会的榜样。
这31个人共同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传达出的正能量远远超过她们能力的本身。
（本文刊发于2013年3月13日中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