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下称草案）一审。一条规定引发强烈讨论：媒体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可处5万至10万元罚款、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
舆论广泛认为这是对突发事件报道的限制，不利于保障公民知情权，也不利于消除谣言，降低损失。
一年后，草案二审，这条规定被删。为什么删除？公民知情权如何确保？草案通过后还要解决什么问题？本报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茂林。
“草案修改不在‘擅自’上做文章”
在我们国内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我们的人民都要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人民的重要权利。人民的知情权要靠媒体的传播。
新京报：二审稿删除了不得违规擅自报道的规定，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茂林（以下简称王）：在我们国内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我们的人民都要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人民的重要权利。当地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百姓，我都不知道，这个作为政府无法交待。
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不仅是一个满足百姓民主权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给他提供一个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机会。而且，一个大灾难，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要靠人民的力量。靠人民的力量，首先你得让他知道，人民的知情权要靠媒体的传播，要在第一时间报道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
原来的规定，对擅自报道突发事件做了些限制，但是对“擅自”怎么理解？如果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已经引起当地人民的关注，但是因为主流的信息不畅通，还没有了解到问题，还没有召开应该召开的发布会，某位记者报道了。这种“擅自”只能对工作有利，我们在非典时就有过类似教训。如果发布会已经开了，某位记者不是按发布的事实报道，擅自做另一种报道，这就是不对的。
这次修改吸取了大家的意见，不在“擅自”上做文章，而是原则要求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应该如实报道，不要捕风捉影地报道。
这次修改就是基于这些原因，没有侵犯你的新闻自由，不给媒体限制。至于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这对新闻媒体是一个起码的职业道德，我想任何媒体都可以接受。
新京报：草案这次修改，征求了很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媒体吗？
王：草案一审时，就是这一条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讲，这一条一定要听听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媒体的意见。我们专门征求了中宣部、外宣办意见。因为我管过这个工作，我跟国务院法制办说，一定要听听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的意见，到底怎么修改好。他们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要吸取非典时隐瞒消息教训”
通过各级政府来传送可能会延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就快多了。第一时间向媒体发布消息，是很重要的任务。政府部门都要学会运用大众媒体。
新京报：那么怎样让大家知情呢？
王：通过各级政府来传送可能会延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就快多了。准确报道，应该支持、鼓励，甚至某些方面由于及时报道而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立了功还应该奖励。
新京报：草案规定对于突发事件，信息要迅速、及时，怎么理解？
王：本法采取了两条措施，国务院、省市县、各部门之间建立信息系统。比如一个传染病，有关部门要向上级部门报告，还要给当地政府报告，当地政府接到后，要立即报告上级政府，也要通知下级政府，马上形成一个控制的范围，启动应急方案，不能等得到上面的指令，这是吸取非典的教训。
新京报：同时还要向媒体发布？
王：对，这是要同时完成的很重要的任务：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使所有媒体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信息。地方政府的领导和部门的领导都要学会运用大众媒体，使消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让老百姓知道。
新京报：如果记者在突发事件中得到一个信息，需要有关官员予以确认，但遭到“无可奉告”，怎么办？
王：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常有。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判断。如果新闻记者听到了一个情况，不管是真是假，在核实的同时，应该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告诉他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核实，一边核实一边通报，目的是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
新京报：假如在一个地区的旅游旺季发生了一个传染病事件，官员可能担心因此严重影响经济，也可能瞒报或者迟报？
王：这种情况客观上可能存在，为了局部的地方利益，但是如果这样做，造成的后果太严重，法律上非常明确，如果你隐瞒这种传染病的病原，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被动？非典期间我们把北京市市长都免了，为什么？问题太严重了。难道你从非典还不能吸取点教训吗？你为了暂时的利益，反过来如果发生了传染病，你还敢让人来这么多？如果这样做了，我个人认为，纯粹是个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要严惩他，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
“官员瞒报不会因法律出台而消失”
少数同志为了政绩我行我素。有意无意地隐瞒事实。关键是要依法严惩，决不能心慈手软。否则法律条文订得再好，也没有用。
新京报：看来草案通过后还将面临一些考验。
王：我想可能还有三个问题。一是，在贯彻执行中，如何让县以上领导对这部法律的重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自觉地按法律办，现在有少数同志为了自己的政绩，我行我素。这个问题存在，也难说法律将来就能百分之百实施。
第二是，少数同志单纯从本地或者局部的所谓的个人政绩出发，有意无意地隐瞒一些事实。这样不但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扩大了灾害的后果。这种人，我想不会因为出台一部法律，就不存在了，肯定还会有！关键在于要依法严惩，决不能心慈手软。不这样做，法律条文订得再好，也没有用。
第三个问题，我们正常的渠道还不够畅通。这些渠道因为受到少数干部的不良行为等消极因素的影响，需要强化措施，加强畅通。
本报记者 杨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