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石门县档案局退休干部范水良从石门县选举委员会领到了选举该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的选民证，这是他领到的第16张选民证。
解放前，范水良参加过一次国民党伪“国大”代表选举。新中国成立后，他前后参加了16次人大代表选举。新、旧两个社会选举都经历过的人为数不多，然而，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至今能完整而连续保留选民证的更是稀少。当笔者慕名前往采访时，范水良说：“我所经历的旧社会伪‘国大’和新社会人大代表选举表明，那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选举制度。”他所珍藏的具有文物意味的选民证，展示着时代和社会的沧海桑田，记录着政治风云变幻。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选民证，成了范水良的精神财富，每一张选民证的背后都有一段丰富的历史和生动的故事。
一碗面条换一张选票
范水良出生在益阳市桃江县鸬鹚渡镇。1946年，15岁的范水良在益阳市五福中学读初中时，正值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标榜民主政治，拟召开伪“国大”（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在全国各地选举“国大”代表。
益阳的国民党骨干分子谭友谷作为候选人参选。谭友谷为保证自己当选，不顾国民要年满18周岁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基本规定，窜到五福中学拉选票，以给初中部仅年满15岁左右的1000多名学生每人一碗面条的代价，由校方在选票上代替学生直接填上赞成票。范水良回忆说：“当时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选举，后来校方通知我们学生每人到‘三民酒家’吃一碗面条，说是我们投票使谭友谷当选上‘国大’代表奖赏我们的。我还不明不白地当了一回直接选举旧社会伪‘国大’代表的选民呢。”范水良一直认为这样的选举是假民主。
收藏第一张选民证
解放后，范水良在省城长沙参加工作。这时，我国开始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于1954年3月从长沙市东区选举委员会领取到了第一张选民证（编者注：1953年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参加直选举东区人大代表。老早就对选举持成见的范水良在选举之前得到了第一张选民证，认为是一件新鲜事，素有收藏习惯的他认为这张选民证值得收藏。
在谈到人大代表选举与解放前“国大”代表选举有什么不同时，范水良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人大代表选举程序中，首先对年满18周岁具有选举权的选民张榜公布，再由政党或选民依法推荐候选人，然后对这些候选人进行酝酿协商，最后确定正式候选举人。”在正式投票时区别也很大，他说：“人大代表选举时，由工作人员把选票送到选民家，让选民自己按真实意图填写选票，再按选区把选民集中到一个大礼堂。为了便于选民识别候选人，候选人还要上主席台就坐。投票时，选民还一手持选民证、一手持选票，待工作人员验证选民证后，选票才能投进票箱。选民证既能证明选民具有选举资格，又是选民投票的凭证。因此，选民证对行使选举权非常重要。也是我珍藏选民证的原因。”
“‘国大’代表选举是假冒的民主”，范水良如是说。
投下神圣的一票
解放初期的第一次选举，由于大部分选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加上选举是一项新鲜事物，许多选民对选举精神领会不透。为了使选举一选成功，选举委员会就指派范水良等一些文化程度高一点的同志协助选区指导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选民填写选票。
他负责指导一小片的100多名选民。他把这些选民召集到一起，假定了几名代表候选人并制成选票，进行模拟填票，发现有的选民填票时把握不准，需打“Ο”投赞成票时，却划成“×”，7个候选人中应选5个或6个的，却投6个或7个人的赞成票，有的选民发现选票填写错以后，又把它给涂改过来等等，五花八门。范水良针对这些错票、废票，一张一张进行讲评。他拿起一张先打“Ο”后涂改为“×”的选票说：“这张选票本意是要投赞成票的，却填成反对票，不改过来吧，没有体现自己的真实意图；涂改过来吧，但法律规定，涂改的选票无效。因此，这要在正式选举中就失去了一次选举权的机会。投赞成票的人数超过规定人数的是无效票。”如何正确填写选票，他当时对选民说：“记住两句话，即：先考虑赞成票，后填反对票，宁少填勿贪多，这样才能投好神圣一票。”
“文革”前，特别是解放初期的几次人大代表选举，湖南仅有《湖南日报》和《长沙晚报》等媒体，选举宣传比较落后。为了把选举精神迅速宣传到位，他们就把选举法的有关内容和选举的政策编成快板、小品、顺口溜花鼓戏和秧歌等等，组织学校利用星期天以及机关、工厂、街道居委会利用业余时间走上街头，进行以宣传为主的演出，这种形式称“活报剧”。范水良当时在粮食系统工作，又有大专文化，选区就曾安排他编排过快板和顺口溜等节目，长期作为“活报剧”素材进行宣传。这种寓宣于乐的形式对当时落后的选举宣传起了弥补作用。
巧妙珍藏选民证
到1966年，范水良已经连续收集到了5张选民证，选民证成为他家庭档案的一部分。“文革”爆发后。造反派对带政治色彩的证件、资料一律实行抄查，范水良把选民证看得比其它家庭档案资料更为珍贵，就想出一个稳妥的方法珍藏。
当时，正兴起崇敬毛泽东主席的热潮，单位要包括范水良在内的每一名工作人员，用绣花绒线刺绣一帧毛泽东头像悬挂于堂屋正当中的墙壁上。范水良买绒线后灵机一动，何不把选民证当作线芯缠上绒线，谁也不会怀疑。他花了3天时间，把选民证做成5个芯，缠满了绒线，使选民证逃过了一劫。1977年，党中央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使范水良的选民证终于恢复了 “自由”。
纵观选举几多感慨
“文革”一开始，范水良就被下放到石门县农村劳动。“文革”结束后，他被安排在石门县档案局工作。1980年9月，范水良从石门县选举委员会领取到了第6张选民证。他说：“从1966年到1980年，这是间隔时间最长的两张选民证。选民证从一个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文革’动乱岁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破坏，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的混乱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恢复和加强了地方人大建设。此时，范水良也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使他受到了莫大的安慰。
1992年，范水良光荣退休，他又从石门县选举委员会领到了第10张选民证。凭着做档案工作的专业素养和档案情结，他随即着手对选民证进行整理，用档案纸把它裱装起来。同时，他对每一张选民证都作了批注，即每一届选举的特点、出台了哪些新规定、前后两届对比有些什么变化等一一作了注明。这既成了他家庭档案的一部分，又是介绍历届人大代表选举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史书。
这些选民证记录着民主前进的步伐。望着越来越多的选民证，范水良感慨万千。他说：“1995年修改地方组织法后，县级人大的每届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与省、市级人大换届选举基本同步，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则继续实行每届三年。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一级是最基层国家权力机关的特点决定的。在当时来说，比较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但后来范水良发现，乡镇人大代表三年一届，县级人大代表五年一届，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到2003年8年时间，他就分别从县、镇选举委员会领到了六张选民证，说明他参加了六次选举，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县人大代表选举，或者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加上县、乡党委和村委会换届，使得基层选举活动非常频繁，基层干部、村级组织把不少精力用在选举工作上，人民群众对选举也疲于应付，对基层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2004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乡两级人大任期开始同步。今年县人大在部署县人大代表选举的同时，也部署了乡镇人大换届工作。范水良不无感慨地说：“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同步进行，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选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更加科学。”
（本文刊发于2007年第11期《人民之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