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适逢中国改革“窗口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动员和总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和新举措。《决定》中有许多重大理论突破和思想创新，其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论断，尤其引人注目。《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文就学习这部分内容，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探索

    欧洲的古典经济学很早就开始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崇尚自由贸易，强调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进行干涉。他认为，经济运行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政府应以扮演“守夜人”为天职。

    时间过去了100多年，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终于在1929年引爆了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站出来公开反对亚当·斯密，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主张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增加公共投资，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普遍失业的问题。应用凯恩斯的理论，美国艰难地从经济大萧条走了出来。

    然而，上世纪70年代弥漫全球的“滞涨”让凯恩斯主义面临穷途末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政府的过多干预不仅未能促进经济有序发展，反而扰乱了市场运行秩序，限制了市场的充分竞争。他提出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的运行，彻底颠覆了凯恩斯主义。他确信，市场的自愿交易意味着激励协调与自由竞争，而政府干预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和垄断。

    市场自由发展还是政府干预，也是各国政治家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重要问题。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针对政府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高企的烂摊子，她强力实施了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把财政赤字消灭掉，把高福利抹掉，把没有效率的国企卖掉。总之抛开凯恩斯主义，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不再当保姆了！大刀阔斧改革的阵痛是难免的，好在英国从此被彻底改变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拥护市场的政治领袖：在英国是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则是邓小平。那时的中国，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趋于僵化，造成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和人民普遍的贫穷。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阶段，邓小平就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一段纲领性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不仅指明了中国改革的方向，而且在传统管制中分离出一种新的力量──市场。从此，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成为决定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兼顾效率和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始终是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历史的年轮进展到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观点：

    一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深化改革要讲辩证法，要善于抓住改革的突破口。之所以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下社会反映强烈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都与经济发展不够有关。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布局中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同时，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就能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形成强大改革合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同时要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政府这支“闲不住的手”权力过大，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过多，对市场监管不到位。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和定型。

    三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以往的“基础性作用”到现在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却是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历史和理论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学家冯·米塞斯断言，离开了市场价格，人们就不知道资源的稀缺程度，也就不知道资源怎样分配才能效用最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都由市场决定，但资源性产品和部分公用事业价格主要由政府定价，而且定价机制还不完善。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未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决定》对市场的定位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显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地位提升、政府地位适当下降。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要强调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等于“全部”作用，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了，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特殊时期和个别领域，市场可能无法有效率地生产、分配商品和劳务，会发生“市场失灵”。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政府和市场的功能要分开，政府不能“越位”，同时也不能“缺位”。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寻求最佳结合点。基于此，《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决定》阐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职能定位。《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归纳起来，政府要做好五件事，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

    第二，简政放权。当前，政府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却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决定》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决定》还提到了负面清单管理，这是一项颠覆性的改革措施。在负面清单管理下，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意味着政府管理范围的缩小，大大减少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考核导向。《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注重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这项重大改革如果严格贯彻实施，将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引导政府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上来，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正是因为对这一问题解决的程度和方式不同，有些国家发展成功了，也有些国家迷失了方向。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发展现代混合经济的思想，认为现代混合经济能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糅合在一起。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可以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我国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在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对于提高市场的地位和转变政府职能，开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作者为全国人大培训中心正局级干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