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源于七种关系的失衡

撇开阶级斗争观念，从和谐理论出发，可以清晰发现，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实是由于七种关系的失衡与不和谐所致。

第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由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由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其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金融与虚拟经济的本质，是将未来的利润，变成当代利润。如各种股票、债券、证券、期货、期权等，所谓钱生钱，都是用未来的钱来生钱。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进步。在农耕经济时代，就无法做到钱生钱，那时的土财主，把元宝埋在地下，只当守财奴。这是由于农耕经济发展缓慢，约每100年才增长4%，每年仅增长0.04%，即1000美元，30年后才达1012美元。而工业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现在每年约增长3%，当年产值为1000亿美元，30年后就达2427亿美元，如果像我国近30年，每年增长9%，则30年后就达13267亿美元。由于实体经济高速发展，就可以把未来的利润提前到现在来花，这就是以未来的钱来生钱。但必须有个度，即虚拟经济要同实体经济保持平衡。若超过增长速度，就产生泡沫。美国目前GDP约14万亿美元，但其包括次贷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值，已达300万亿美元，国债达15万亿美元。虚实差距太大，必然形成泡沫。泡沫一消失，股市就大幅下跌、缩水。如今全球金融资产已损失27万亿美元了。

因此，不能把金融资本、虚拟经济看成投机倒把，当作危机的罪魁祸首。真正原因是其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失衡。

第二、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现在许多文章批评美国超前消费，爷爷花了孙子的钱。其实超前消费的本质，也是收入的不断快速增长。比如我国人均年收入若1万元，每年增长7%，30年后人均年收入就达7.6万元。这就可以把7.6万元中的一部分，提前拿来消费。既可快速改善生活，又能以消费促进生产，这很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必须有一定限度，要同生产增长即偿还能力保持平衡。美国是过度超前消费，不仅乱发信用卡，过度透支消费，还让许多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也借债购房，结果使房贷高达1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偿还能力。现在美国平均每个家庭负债11万美元。这样必然使银行造成许多坏账，再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坏账转嫁出去，包括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即通过保险公司规避还款风险（风险转移市值已达62万亿美元），如此逐级放大“滚雪球”，使初始的次贷危机，扩大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反对超前消费，但必须反对过度超前消费。

第三、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市场规则的关系。有人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看成是资本主义逐利的贪婪本质，因此造成这次危机。其实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就是以利润为杠杆，追求高效率、低成本以保证利润最大化。但利润最大化必须同市场规则保持平衡。此次危机反映美国市场规则维护，同利润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失衡。许多金融机构负责人，不遵守市场规则，一味投机。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估公司，也作出虚假评级，把次贷评为3A级，欺骗持股人，用新泡沫顶替老泡沫。结果企业破产，负责人却大发其财。

第四、市场调控与政府调控的关系。也即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关系。这两手皆重要，且要保持平衡。现在有人借这次危机，又攻击那只看不见的手，否认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这是片面的。我国的改革，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美国之所以造成危机，只是由于过度减少了政府的调控与监管。因此，不应责备“看不见的那只手”，而是两只手之间关系的失衡。

第五、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危机爆发后，全球化再次成为攻击对象。有人认为美国是利用全球化，大发其财，然后又把危机转嫁给世界各国。因此有人把全球化看成是危机的根源，这是有失公允的。经济全球化是利用信息革命成果，使金融资本，每天能以数万亿美元通过网络，在全球流转。国际市场的完善，跨国公司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这30年的快速发展，就是正好赶上全球化这班车，沾了全球化的光。但全球化必须同国际合作相平衡，全球化要求各国承担责任，加强合作。尤其大国更要承担国际合作的责任，不能各自为阵、以邻为壑，更不能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次危机，不是源于全球化，而是由于全球化同国际合作间关系的失衡。美国在全球化中使用霸权，使许多国际合作如多哈回合谈判等，难以达成协议。因此，我们不应就此反对全球化，而应强调将全球化与国际合作保持平衡。

第六、三大科技革命间的关系。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在基本理论研究上，有三项重大成果，其引发的技术革命，深深影响人类发展前程。一是量子力学理论，后来产生半导体、芯片技术，导致信息革命，使世界网络化。人们只要开一个网上帐户，就可在网上炒股、发财。二是相对论的质能相当性理论（E=mc2），引发出核裂变（原子弹）与核聚变（氢弹）技术。它能导致能源革命，但核裂变受原料与污染的限制，不能大量代替化石能源。而能完全代替化石能源的核聚变技术，发展太晚，如今几国刚在法国南部，联合投资50亿欧元（我国占10%），正推行ITER计划，但尚处于商业应用的开发研究阶段。这就导致能源革命落后于信息革命，使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严重束缚世界经济发展。三是基因理论，它的应用能导致农业革命与医学革命。由于利润杠杆，使基因工程在医学中的运用速度，大大超过在农业中的速度。结果使医学卫生发展远快于农业发展，使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一倍，导致人口增长速度与农业增长速度间的失衡，于是出现粮食危机。

因此，除了要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我们还要加快以核聚变为主导的能源革命速度，ITER计划一旦突破，将为人类提供可用上百亿年无污染的清洁廉价能源。整个世界面貌将为之一新。还要加快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彻底解决粮食危机。总之，必须使这三大科技革命，均衡发展。可以说，唯有科技革命，才是克服经济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七、人类技术发展与政治智慧进步的关系。当代大哲学家罗素曾指出，技术发展速度，常大于政治智慧的进步速度。两者的失衡，就造成社会危机。看来这是一个普遍问题，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聚集了大量科技人才，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迅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世界的面貌。但相比之下，管理国家的政治智慧，就显然落后于科技进步。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不能适应这种进步，不能预见、防止各种危机的出现。在我国也表现为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将激发起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他们将调动各类政治智囊团的积极性，拿出各种解救方案，促使政治智慧同技术进步相平衡。

由上可见，危机根源在于这七种关系的失衡。失衡的原因之一，是发展速度太快。正比如我国自从建成高速公路网后，每年交通事故频繁，约10万人死亡。若仍采用老牛破车的土路，决不会出现如此交通事故危机。可见，现代的社会危机是同社会加速度发展相关连的。速度愈快、质量愈大，惯性也就愈大，危机也特别容易出现。因此要求驾驭者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我们要克服危机，就应努力调节这些关系的平衡，切不能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