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立法及其实现

[1][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9页，“引论”第2页。

[2]肖耿：《在中国挖经济学的金矿》，载《南方周末》2013年9月5日。

[3]吴国盛：《让科学精神成为我们的自觉意志》，载王大珩、于光远主编：《论科学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191页。

[4]见关保英：《科学立法科学性之解读》，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汤唯、毕可志等著：《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构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重排本，第72页。

[6]程燎原、夏道虎：《论立法的科学化》，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2期。

[7]王琦：《地方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8]朱力宇主编：《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主要例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9]见关保英：《科学立法科学性之解读》，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毛泽东还说过：“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见毛泽东：《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卷3，第六章以下。他给“法治”下的经典定义是：“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见其所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12]李长喜：《立法质量检测标准研究》，载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54页。

[13]见巩固：《环境法律观检讨》，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71页。

[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7页。

[16]张华金主编：《自由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7]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3页；另参见该书，第5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7页。

[20][德]伯恩·魏德士著，丁晓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21][瑞士]让·皮亚杰著，郑文彬译：《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122页。

[23][德]伯恩·魏德士著，丁晓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另见该书，第56页及以下。

[24]2013年7月24日，西班牙发生欧洲史上最严重列车事故之一，至少80人遇难。而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一处急转弯超过限速110公里（实际时速约190公里）。见新华社电：《列车超速转弯脱轨西班牙80人遇难》，载《新京报》2013年7月26日，第A16—17版。又一个例子是，2013年12月1日，纽约一客运列车在运行途中突然脱轨，已造成数十人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对外确认，根据初步数据分析，脱轨的客运列车在事发前进入弯道的时速达每小时82英里，远远高于该弯道每小时30英里的限定速度。见李洋：《美国官方调查确认纽约脱轨客运列车严重超速》，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03/5571604.shtml。访问日期：2013年12月4日。

[25]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194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42页。

[28]戚渊著：《论立法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

[29][德]贝克著，王武龙译：《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人类主体性的张扬，遂逐渐从“上帝”等各种神灵的护佑下解放出来，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

[30]别的不说，在股票市场的“乌龙指”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魔鬼交易员案”。又比如，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错误交易引发A股异常波动，71只蓝筹股瞬时涨停，投资者称看到“大象在飞”，但最后大盘以下跌收盘。见吴敏、李蕾《光大“乌龙指” 沪指盘中飙涨近6%》，载《新京报》2013年8月17日，第A4版。

[31][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32][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李双元等译：《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5页。

[33]见张恒山著：《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一章“论法的本体正义”，第252页及以下，尤其第255，27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02页。

[35]立法法并未涵盖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包括司法解释。立法法第五十五条（修改后的第六十四条）却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这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如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所给予的“答复”，也是法的渊源的一种。

[36]这主要有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含三个因素：假定、处理、制裁，或者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要素构成。

[37][英]J.S.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度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6页。不过，在密尔看来，这种要求是很难达到的。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02页。

[39]“尽管科学理论的表述既抽象又形式化，但它并不远离和脱离经验现象。有用的理论都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检验。”[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0]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41]周昌乐：《哲学实验：一种影响当代哲学走向的新方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42][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康以同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2页。

[43]就是“有意识的，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收寻证据驳倒该理论，包括诉诸于以他自己的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见[英]卡尔·波普尔著，傅纪重等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44][美]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45][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8页。

[46][德]伯恩·魏德士著，丁晓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47]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中国大有希望》，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4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4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50]实行立法公开制度，不仅是民主立法的要求，也是科学立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多年来，针对政府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时常常将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一直有人主张，减少它们起草法律草案的数量，改由人大或者中立的机构来起草。这种建议的可行性是需要论证的。恐怕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实行立法公开。道理很简单：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必要前提，是政务公开，包括立法公开。

[5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52]修改后的立法法是第六十七条，但改动不大，把“公民”改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即“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样规定，更为完善、准确。

[53]见吴大英：《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54]张建军：《立法语言的明确与模糊》，载《光明日报》2011年3月1日。

[55]不管限制也好，禁止也罢，实施效果并不好，除了燃放烟花爆竹是一民俗习惯以外，还跟燃放烟花爆竹本身的特性有关，就是“燃放”之后的取证非常难。所以，即使要严格执法，也不容易做到，还不用说掺杂人情等其他因素。

[56]舒静、毛一竹、叶婧、潘林青：《民生法规中的“僵尸条文”：实惠难落实“激活”需合力》，新华网2013年8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9/c_117149529.htm。访问日期：2013年9月27日。规定成为了“僵尸”，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更有执法方面的原因。

[57]转引自郭道晖总主编：《当代中国立法》（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7—1268页。

[58]参见苏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3、105、108页。

[59]几又：《权力让专家成为长官的奴婢》，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31日，第2版。

[60]参见王培英主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