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议会外交60年剪影

新华网北京９月９日电（记者罗沙）作为在各国议会间开展的外交活动，议会外交是每一个国家外交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我国的议会外交随全国人大的诞生而生，在１９５４年至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悄然留下了６０年的独特身影。

新中国议会外交“开张”　芬兰议长坐上人代会主席台

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外国驻华使节和其他外宾共百余人应邀出席开幕式。全国人大外交工作从此拉开了序幕，而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对开拓新中国早期外交局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大环境下，议会外交也有着浓浓的“开国外交”韵味，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和服务于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都是当时全国人大外事工作的重要任务。

据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吕聪敏介绍，当时全国人大外事工作的重点对象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议会，同时还有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的议会，另外也有部分西欧国家议会。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１９５６年芬兰议长率代表团访华恰逢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开幕那天，芬兰议长作为贵宾，应邀在主席台就座。”吕聪敏说。

在那次大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在我们这次会议期间，芬兰议会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今天又向我们的会议致词，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他们对中国的访问，为我国同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的友好往来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久以前，巴西的议员们也曾经来我国访问，并且出席了我们的会议，这是我国人民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友好接触的一个新开展。去年，我们还接待过法国的议员们，这对于扩大我们同西欧各国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１９５５到１９８４，加入“议联”的一波三折

各国议会联盟成立于１８８９年，旨在促进各国议会组织和议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就是这个当今世界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广泛、最富影响的国际议会组织，直到１９８４年，才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其成员。

“其实，议联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主动与我们联系。”吕聪敏回忆说，“全国人大正式成立后很快就将加入议联的事情提上日程，并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各项准备。”

资料记载，１９５５年７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加入各国议会联盟。８月，彭真任团长的代表团筹备就绪，即将出发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４４届大会。

“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加入议联是肯定无疑的事情，没想到突生变故。”吕聪敏说，“作为议联执委会成员国的美国跳出来发难，威胁说如果同意中国加入，美国就退出议联。在美国的威胁下，执委会最后的投票中，中国加入议联的申请未获通过。”

这次大会之后，议联曾多次讨论过中国加入的问题，均因美国带头阻挠而未果。中国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申请，就这样被无理搁置了近３０年。

“由于文革动乱的影响，人大工作停顿多年，也就谈不上以人大的名义开展对外交往。”吕聪敏说，“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里，国家也没有放弃同外国议会的交往，设法加强同亚非拉国家议会、西欧国家议会的友好来往，同日本国会议员的交往也很多，并同美国国会开始交往，为推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为数不少的国家建交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再次通过了加入议联的决议。１９８４年４月２日，各国议会联盟第７１届大会正式通过了接纳中国全国人大为议联正式成员的决议。

按照外交总体布局，发挥自身特点优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获得新生，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现阶段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一方面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另一方面在层次、方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锐意进取。

外交首先是高层的外交。就人大对外交往而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面开展的外事活动，再加上委员长会议其他组成人员的对外交往，这个层次的交往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话语分量重，影响大，被外界高度重视。十一届全国人大共接待７８位议长和２０位副议长来华访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样保持了高层互访的良好势头，至今已接待了２８位外国议长和５位副议长访华。

在“领导活动”之外，全国人大同样成为在议会多边交往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目前，全国人大已成为各国议会联盟、亚太议会论坛等１５个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正式成员，还是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拉美议会等５个地区议会组织的观察员。对于一些新兴的议会多边合作机制，我国同样持积极支持态度。

“议会多边交往是我国与各国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渠道。利用议会多边场合开展双边交流，是各国议会领导人和代表团的普遍做法，我方尤为重视。”吕聪敏回忆道，１９８９年，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年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团，通过充分准备以及会议期间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成功挫败了西方国家联合署名的反华提案，成为我国在多边会议上挫败西方反华图谋的重大成果。

与西方议员打交道：认真对待，多做工作

“同美国国会打交道多年，有交流也有交锋，有合作也有斗争。”吕聪敏掰着指头数道，“我们既有同对华友好的议员交往的美好记忆，也有同对中国看法消极、在涉华利益问题上多有发难的议员打交道的经历。”

他回忆说，一度炒得很热的美国国会“舒默议案”提案人舒默和格雷厄姆２００６年访华时说，他们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表示不满，提出惩罚性关税的议案，是因为来自美国一些州的制造商抱怨说生意被中国人抢走了。

吕聪敏说，但同时美国另一些州在中美贸易中获益了，那里的议员和官员就不赞成爆发中美贸易战。

“美国议员对待同样的问题持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我们都是认真对待，摆事实讲道理，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把工作做深做细，争取好的效果。舒默等人访华后态度有所转变，那个议案被搁置，中美关系也避免了一次挫折。”吕聪敏说，多年亲历中美议会交往，对美国的政治生态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懂得应如何更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西方国家的议员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千人一面。他们对中国认知的多少、深浅、错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交往中的那些正面的或反面的事例，都是我们工作的财富，重要的是发挥好话语优势。”他说，“我们并非不论大小分歧都去吵架，但对有的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对损害我国利益的行径，我们当然应该坚持原则，据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