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人来讲，几乎是人的一生。今天在座的同志大部分是20多岁就到人大工作了，你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人大的事业。在座的同志们年龄尽管有差异，但就在人大工作而言，应该说你们代表着一代。是创业的一代，开拓的一代，奉献的一代，也是令我们尊敬的一代，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代。在座同志大都是在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工作过的。你们为人大制度建设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的奉献精神、你们的思想品德、你们的工作态度、你们的勤俭作风都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把诸位请来一起回顾过去，是为了了解过去，了解过去，是为了着眼未来，是为了更好地把人大事业推向前进。今天的座谈会意义也于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王云龙

        2004年4月20日，微风轻拂，春光明媚，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23号院第七会议室里喜气洋洋。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只是普通的一天，但对坐在会议室里年逾古稀的老同志来说却是难忘的一天。自从接到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机关老同志座谈会的通知后，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激动，因为50年代是他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顾昂然、黄建东、霍士明、叶祝华等同志带来了他们翻箱倒柜找出的老照片……今年已87岁高龄的李在德前几天生病了，她不顾身体的不适坚持赶来参加座谈会。8点半开会，年近80岁的孙立同志家住得较远，因担心交通堵塞，6点多就出了家门……  
        翻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史册：“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她不仅标志着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自下而上地普遍建立起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开辟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篇章。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姜云宝副秘书长的讲话跨过近半个世纪的时空，把大家的思绪带到1954年。他接着说：“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大，继续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他高兴地告诉大家，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已批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请示。他说：“你们是第一届全国人大机关的老同志，是历史的见证人。你们当时大部分是20多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30多岁，但是你们为全国人大的开创与完善辛勤工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我们不会忘记你们这些老前辈。今天把你们请来，回忆人大的历史，给我们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也是对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王云龙作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并代表邦国同志、兆国同志和华仁同志祝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万事如意！祝座谈会圆满成功！

        人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届人大机关的老同志回忆，全国人大成立后，依据宪法所赋予的职权，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国家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领域的重大决策，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机关的工作十分繁重，但富有生气。
        中南海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不光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那里办公，也因为其风景十分优美。院内一年四季翠柏成荫；宽阔的湖面，冬天能滑冰，其他季节都可以划船，小船平时就栓在岸边……尽管那个时候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可是，一忙起来几乎没有闲暇游玩。不少同志在中南海工作5年，竟然没有顾上好好欣赏一次红墙内的美景。
        一届人大除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常委会平均每个月要召开两至三次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一般是每星期一上午召开。除了委员长会议外，党外的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每周三、六下午召开办公会议。
        在彭真同志的带领下，整个机关晚上经常加班，有时晚上开会学习。顾昂然回忆在一届开大会时负责简报工作。他说，那时候领导人都很重视大会代表们的意见，我们必须尽快把所有的意见反映给彭真。只要发言一结束就要马上整理出来，我们都是根据记录连夜编出快报，第二天还要接着听会。有一次总理要看代表们的意见，我几乎三天三夜没合眼......
        叶祝华说，我在典礼局工作。但在紫光阁开常委会的时候，我就调过去搞会务工作；在组织人大代表和委员视察的时候，我就随团当秘书；在怀仁堂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安排发言程序；接待外宾的时候，我又到议会活动办公室，去搞宴会，排座次等等。戴向勤和魏树勋回忆那时他们主要做会议速记工作，除了会议记录以外，还要做校对文件的工作；代表大会期间，编代表名单，列席旁听名单、代表名册、代表签到卡、会议须知......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每个同志都是一个螺丝钉，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统战工作当时也是人大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届人大常委会中，党外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体现党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少数民族的副委员长、委员共6人，有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那时，常委会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每一个常委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民主人士在发表意见时也十分坦诚。
        一届常委会的领导当时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比如常委会于1955年8月通过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级人大代表一般每年应当视察工作两次的决定。两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又提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进行一个月的视察。从1955年11月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视察工作，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等副委员长也亲自参加了。参加这次视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写出了视察报告149份，提出意见、建议1000多条。
        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使人大工作不能正常开展，法制建设也趋于停顿，在一届全国人大前期建立起来的工作机构也逐步削弱。据与会的同志回忆，1954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共调进工作人员  120人，到1956年工作人员达到360人，而到了1958年初因大批干部下放，仅剩59人，1959年部分下放干部返回，也只有一百零几人。

        法律室和民族室
        一届全国人大设四个委员会：法案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法律室、民族委员会和民族室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两个部门在一届人大也是极其繁忙的单位。
        据顾昂然和高西江回忆，那个时期整个国家对立法工作都非常重视。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还通过了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部重要法律。这些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新中国开始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当时的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在第一次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常委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立法。要起草民法、刑法、刑事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并尽快组建、充实法律室、研究室……他还提出常委会要有自己的法律专家，要求大家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基本法律的知识学好，安排一些搞法的同志到人民大学法律系上函授。
        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常委会还聘请了熟悉外国刑法的专家和几位旧法专家参加法律的起草工作……
        除了起草法律的工作外，常委会还审议法律草案和进行法律的解释工作。3年间，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20多个法令。这些立法成果，对巩固政权、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顾昂然回忆那个时期虽然立法不多，但是对法律解释还是不少。经过3年多夜以继日的工作，到  1957年刑法草案已经起草了第22稿，并发给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人大的立法工作停顿了下来。令人欣慰的是后来的立法仍然是在一届人大的基础上开始的。应该说，这三年是为新中国立法奠定基础的、非常重要的时期。
        黄建东、臧冬和、底润昆回忆了民族委员会在一届的时候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组织了八个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搞调研。这项调查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当时在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等各种形态都还存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把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一部生动的民族社会发展史。除了人大民族委员会外，还包括各级的政法单位约七八百个人参加。通过调查，编写了四部长卷：东部地区、海南岛、云南、四川大凉山的少数民族情况。在一届人大以后，又在此调查基础上出了200多部书，达1亿多字。
        第二件是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当时民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在起草过程中，搜集了世界各国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这可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从1954年到1957年，搞出了几稿，后就停了。直到80年代民族委员会恢复工作后，又在一届人大草稿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于1984年5月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难忘在伟人身边的日子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大部分同志是在中南海里办公，包括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法律室、研究室、议会活动办公室、秘书处等。而民族室、信访室、行政处、图书馆等部门在后库，即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办公。大家都知道，中南海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在那个年代，在中南海工作是要经过选拔，是组织的信任，是光荣的政治任务，对每一个人来说那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时光。
        使人感动的是这些老同志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和热爱，至今还是如此真挚和热烈。戴向勤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曾和她握过三次手的具体时间。谢媚回忆起一个星期天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毛主席的情形。叶祝华深情地说到李济深副委员长逝世的时候，毛主席到中山堂去吊唁，她亲手给毛主席佩戴黑纱......
        一届人大常委会的院子就在周总理住的西花厅东边，那时常委会的同志到晚上9点多才下班是常有的事，所以大家都在晚上碰到过周总理在院里散步。谢媚回忆第一次在小路上遇到周总理时，总理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怎么又加班了。”大家回答：“是常委会的。”总理又说：“你们经常加班，要注意健康。”总理的平易近人和对工作人员的关怀是令大家终身难忘的。
        一次，谢媚在大食堂排队买饭，回头一看总理在她后边，她就往后退，结果总理也向后退，笑着说：“都是工作人员，吃饭都要排队。”吃完饭后，总理也跟大家一样自己收拾碗筷。
        霍士明回忆在常委会修改兵役法时，那天夜已经很深了，周总理散步到了人大常委会，看见屋里还亮着灯光就问他：“这是谁在办公？”他回答说：“是彭真同志在工作。”周总理说了句：“那就不要打搅他了。”随后就走了。
        那个时期，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工作非常辛苦，但精力也充沛。他晚上经常加班，一般是到晚上十一、二点。这一点，许多老同志都印象深刻。
        已到中午，老同志们不但没有疲倦，反而言犹未尽，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事隔50年之久，那时候许多事情已经无从详尽考察，现在全国人大机关的同志大都知之甚少，但确实有意义，有启示。“丝棉被和龙井茶的故事”、“代表工作费的故事”、“接待外宾注意事项的来由”、“一张老照片的回忆”，还有“关于谁编的第一张会议程序单”等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将陆续在中国人大杂志《历史足迹》栏目中刊出。
        老同志的回忆使我们了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早期开创性的工作，也使我们从他们的讲述中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的回忆是全国人大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见证了建国初期民主法制发展的真实轨迹，而且激励后辈人大工作者更加努力奋斗。这些老同志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人大的工作做出的贡献，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
        《中国人大》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5日出版
        中国人大网    2004年6月7日        责任编辑    李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