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5年了。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一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百年人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一生不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我们在这里纪念和缅怀费老，重温他的教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记忆深刻而又难忘的。他的为人，他的学识，他的不凡经历，都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回首20世纪的人文学者，费老的一生和他的学术生命独特而充满魅力。他的与众不同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像费老那样能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的人并不很多；其次，像他那样能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行动的人就更少；而像他那样以一生心力，矢志不渝，孜孜实现着“富民”理想的人怕更不多见。而费老以他的坚韧、执著做到了，且无怨无悔，用他晚年时的话说：若天假有年，仍将一如既往。

　　费老出生在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并留学英国，他所走的路，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就是想用自己所学为人类服务。这种朴素的理想，一直为他们那代人奉为圭臬。从他弃医从事社会学起，就抱定要用自己的知识“富民强国”。而当国难当头、国家危难之时，他又能忧心国事，凭借知识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历史激变的当口，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而费老做到了。在此后的岁月里，费老不论是教书育人，主政民盟，还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与国是，他都无不一以贯之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尤其是对民生的关注，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从早年携新婚妻子深入广西大瑶山写出《花蓝瑶社会组织》，到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他领导云大和燕京大学社会调查所写成的《云南三村》，到此后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这些学术界公认的经典社会学专著，无不体现出费老该“如何做起学问”的坚定选择。他认定，中国的社会学不能眼睛向上而要目光向下，要走入社会，走向民间，抑或要更多地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如此，才会有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未来。

　　费孝通毫不讳言地说过，中国的繁荣与强盛在于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在历经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袭扰之后，他未曾因磨难而灰心，更未因年老体衰而裹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他为迎来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而欣喜不已。他不顾年事已高，要“行行重行行”，深入进基层调查研究，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他用他的博学和睿智，“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带领民盟并发动广大盟员积极参政议政，投身社会服务。他敏锐捕捉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中的每一点变化，通过亲身考察和调研，先后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开发黄河三角洲”、“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及“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等关乎国家战略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外，费老还“走一地，写一篇”，用他那支如椽的笔，将自己对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浦东新区腾飞，乃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有关小城镇建设的洞见与思考，写成一系列颇多见地的文章。他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更为全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费老在一步步构建起他的中国社会学“费氏体系”的同时，也实现了他将学问变为推动社会进步力量的心愿。

　　然而，费老并未止于他的探索，愈到晚年，其思想的光芒愈加璀璨。面对世界风云激荡，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他以深邃的洞察，开始了放眼全球，面向未来，从“文化自觉”的反省，转向“从生态研究进入到心态研究”的领域。他想到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人该怎么和谐相处，与自然界又该是怎么一种关系，世界各国之间又将如何共存共荣……为此，他提出了后来广为人们认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要论断，表达出他对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和人类社会新秩序的构建与期许。这四句话，其深远意义和所阐扬的思想，不仅恰应了我们今天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弥漫于全球背景下的“文明冲突论”者，也予以了积极的回应。“美美与共”思想的提出，愈发昭示出作为思想家的费老的站高知远。

　　最后，我想引用一篇写费老的文章中的话作结：费老不是哲学家，但他有哲学家形而上的思考；他不是理论家，却有着可以帮助人们付诸实践的理念；他给人们的感觉更像实干家。他以一个学人的聪明才智浸润进社会民众的沃土之中，在得到滋养的同时，推动并实践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而这样富于理性的实干家是不多的。

　　费老不朽。时间会证明他的伟大！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