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保卫战需要一套“联合作战体系”

    最近有两件事,令环保学者吕忠梅感到欣慰——

    2月初,因治污不力,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3人被集体免职；

    今年春节,她在北京过年,偌大的京城很少听到烟花爆竹声。

    3月4日夜,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湖北代表团驻地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伊始,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用具体事谈她对环保治理的新感受。

    第二天,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是“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治理雾霾人人有责,贵在行动、成在坚持。全社会不懈努力,蓝天必定会一年比一年多起来。”李克强总理铿锵有力之言,引来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破界

    晴,空气质量30,优。

    3月5日夜,细读政府工作报告再次看到“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时,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学副校长郑军下意识看了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

    回顾2016年主要工作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取得新进展”,并以一组数据说明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5.6%和4%,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9.1%。

    “从直觉讲,我们感受到的蓝天数确实比此前有所增多,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离公众普遍期待仍有差距,还须持续发力。”郑军坦言。

    在吕忠梅看来,打好蓝天保卫战,政府的发力点之一在于打破部门壁垒。

    “从大气污染形成的原理看,污染防治工作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涉及到规划、产业布局、生产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还有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比如气象条件,这关涉多个部门的职责。”吕忠梅认为,只有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才能共同履行好保护大气环境的政府职责。

    去年北京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吕忠梅在微信上收到了来自气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预报,但预报却不一致,有时环保部门发出橙色预警,气象部门发出的则是红色预警；有时环保部门发出红色预警,气象部门发出的却是黄色预警。

    “雾霾的形成,是污染物与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单单是某一方面。”吕忠梅说,这也是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协同行动的客观原因。

    除了打破政府部门间的壁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呼吁还要打破“地域之界”,破除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

    2015年2月1日,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并于当年5月1日施行。“作为全国首个以人大决定形式提出并推行秸秆露天禁烧的省份,湖北的大气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周洪宇说。

    由于决定只是在湖北省内执行,周边省份并没有同步推进此项工作,结果是湖北内生型污染大幅减少,但输入型污染并没减少。

    “治理雾霾或者说大气污染防治,必须全国同下一盘棋。”针对大气污染治理步调难以一致的情况,周洪宇建议,国务院应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联席会议机制,拿出规划、提出年度目标,指导、督查、评估各地治理效果。

    聚力

    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对所有重点工业污染源实行24小时在线监控……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具体措施,郑军委员都用笔作了标注。

    “这些措施,体现出政府对生态环境标本兼治的理念、坚定治理的态度。”郑军认为,政府发力之外,还须激发社会主体特别是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深入企业调研时,周洪宇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在环保领域,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怪象还未根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

    如何聚起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周洪宇认为,关键要运用好“奖优罚劣”工作机制,建立起完备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对不良企业要停产、禁行,在评估基础上对守法企业予以奖励。

    破解“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环保厅巡视员钟勤建建议,宏观层面应当建立起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工作机制,制定企业绿色发展的目标和评价体系,同时要处理好环保投入与市场竞争力的关系,解决好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问题,实现“要我环保”向“我要环保”的转变。

    在吕忠梅看来,企业积极履行节能减排等法定义务,对企业自身发展也是有利的。比如,可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等。

    “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吕忠梅说,同一片蓝天下谁都不是污染的受益者,污染企业主同样无法呼吸到干净空气。

    来京前,钟勤建曾到四川省成都市一家家具厂调研,看到厂区生产设备实现了封闭化、自动化,没有粉尘乱飞,空气中也无挥发性有机物的刺鼻气味。

    惊讶之余,钟勤建问了木匠出身的厂长一个问题:怎么舍得在环保上投入1000万至2000万元并持续运行?

    厂长算了一笔账:家具行业已进入绿色发展新时代,有了环保品牌形象才能有好销路；若环保做不好,不仅产品受影响,员工也容易得职业病,既增加成本也不利于企业发展。

    有感于此次调研,钟勤建建议,在强化对违法行为惩处力度的同时,国家应该多关注守法企业,制定激励措施。

    共治

    “人人有责”“贵在行动”“成在坚持”……

    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谈生态环境保护不只是讲政府将采取哪些硬措施,也向全社会发出行动倡议。

    郑军认为,这些行动倡议体现出政府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之变,即由过去的单纯“管理”转为社会共治,并指出了社会共治的方向——“贵在行动、成在坚持”。

    环保法庭普遍建立、环保公益组织不断涌现、检察机关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案件逐渐增多……一年多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看到了环境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带来的巨变。

    “环保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赋予了检察机关、社会公益组织通过诉讼解决环境损害争议的职能,有效发挥了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作用。”率先提出在我国法院系统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蔡学恩认为,这就形成了环境司法领域的共治机制。

    作为学者,吕忠梅更看重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行动的自觉。

    担任湖北经济学院院长期间,鉴于毕业季大量旧图书的“亡者”命运,吕忠梅在学校倡议设立了“旧书交换中心”,鼓励学生们将旧书循环利用。

    “社会共治机制,从源头上讲,教育能发挥潜移默化作用、起到润物无声之功。”吕忠梅说,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分类、旧品循环利用都是从娃娃抓起,才最终形成了从政府、企业到个体共同行动的社会共治体系。

    钟勤建代表同样认为,从某种层面讲,每个人既是环境的受益者,也是环境污染制造者,只有发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并履行环保义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猫捉老鼠”的问题。

    “建议制定绿色生活行动计划,动员群众节水、节电,让绿色出行、消费、居住等行动蔚然成风,让每个人都做好自身的环保事业。”钟勤建建议。（记者　刘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