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的履职故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委员“结对子”

中国人大网讯 3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前期，贵州省天柱县农民杨爱东，收到了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超云转达的来自张德江委员长的问候。同时收到问候的还有成都铁路局凯里线路工长邰顺军。

他们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直接联系的基层代表。

2013年12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委员长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试行)》。《意见》要求，每位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直接联系5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并对联系内容、联系方式、联系代表的职责、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而邰顺军、杨爱东的经历，就来源于这项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

委员长直接联系代表 他们走进张德江的办公室

2013年9月，邰顺军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这个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他成为了张德江委员长直接联系的基层人大代表。

而让邰顺军没有想到的是，就在3个月后，他会在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后，走进张德江委员长的办公室。这之后，邰顺军每年都会收到1、2次来自全国人大机关的电话，询问他的情况，征询他的建议。

而杨爱东则是在2013年年底接到的电话。她还笑着告诉记者，因为显示“无号码”，电话第一遍响起的时候她还以为是骚扰电话，没敢接。

同邰顺军一样，2014年4月，杨爱东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后，也被邀请走进张德江的办公室，同委员长面对面的聊天。“激动的一夜睡不着”，杨爱东如此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

“两张椅子，他坐一边，我坐一边。委员长问我‘你在基层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就说猪肉价格下跌，我们养殖户严重亏损。”杨爱东告诉记者，张德江委员长告诉她，会把她的意见转达给相关部委。2015年年底，杨爱东就获悉农业部出台了农村养殖业补贴政策，她觉得这是她获得的最好的回复。

2014年9月，张德江委员长在贵州调研时，二人还获邀同行，全程陪同。

“联系代表”制度扩大 人大常委会委员走进代表家中

2014年4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试行)》，要求每位常委会委员直接联系1—3名所在选举单位的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基层代表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

就这样，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扩大到了常委会委员。

3月7日早上，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正在准备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的发言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王尔乘。

朱良玉与王尔乘的相识来自于2014年10月20日的一条短信：“您好，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尔乘同志秘书，有关人大常委会委员联系全国人大代表事宜，想与您通个电话。谢谢！”

随后，王尔乘专门到朱良玉的家里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朱良玉将自己的经历、当人大代表的困惑、收获等一一道来，这一谈就是两个半小时。

“这之后每个月我都会接到1、2次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和建议。”朱良玉说道。

今年2月24日，朱良玉列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时，再一次收到了王尔乘的短信，请他谈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朱良玉认真思索了一个晚上，发出了一条700多字的短信，意见从立法质量、监督力度到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代表建议的落实反馈，涵盖了方方面面。

随后朱良玉获得了王尔乘的答复，称已将他的意见转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在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王尔乘再次敲响了朱良玉的房门，详细征询他的意见。“一大早他就来我的房间，一项项跟我聊我的意见，谈得特别具体。”朱良玉说道。

事实上，在各个代表团，像朱良玉这样直接联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代表还有很多。

邰顺军、杨爱东、朱良玉三个代表的履职故事，只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工作的一个缩影。

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群众的诉求和愿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直达国家权力机关，尊重代表主体地位，畅达社会民情民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效果进一步彰显。（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