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进一步优化立法权限配置的思考

    作者简介：丁祖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路国连，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处长。

[1]孙彩红余斌《对中国中央集权现实重要性的再认识》，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3]参见李林《中国立法权限划分》，载地方立法网（2003年11月6日）。

[4]摘自习近平于2014年2月28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的讲话。

[5]张千帆：《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6]参见张千帆：《中央和地方分权需要法治化》，载《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7]参见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学版）》，2014年第3期。

[8]参见【奥】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9]宪法和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范围作了限制规定，但没有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如宪法第三条仅笼统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对法律的权限范围也没有限制规定，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十项必须制定法律的事项，对法律保留事项以外的事项如何处理未予明确，从有关规定看，并没有限制法律对法律保留事项以外事项进行调控。具体参见宪法第三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立法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

[10]秋石：《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摆脱人治走向法治》，载《求是》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