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弱国无外交”，是人们很熟悉的一句老话，但它是一句警语。我理解此话的真意是说，国家只有强盛，在国际事务中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才会有影响力。旧中国受人欺凌，任人宰割，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只能是屈辱的。新中国为什么受人尊重，是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把一个充满生机、日益强盛的国家展现给世界。

    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64年的中国外交历经风风雨雨，道路艰难曲折。这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并占据应有地位的64年；这是顶住外来压力和干涉、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64年；这是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64年；这是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64年；这是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懈努力的64年；这是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64年。

    我是1963年开始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几十年来，经历或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许多事件。我时常在想，新中国外交队伍从小到大，一代接着一代，一些好品格、好作风、好传统代代相传。不论形势有利还是环境险恶，我们的外交总是蕴含着一种底气和骨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这是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气势。这种气势来源于国家的力量。周恩来同志讲过，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负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实践证明，底气和骨气是我国外交工作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品格和素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人民政权是中心任务。美国扶蒋据台，又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国土，开国外交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一场震撼敌人、打出国威、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为建国初始阶段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外交上的胜利。开国外交之所以初步打开了局面，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底气和骨气。

    朝鲜停战后，亚洲紧张局势趋于缓和。中国政府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以昂扬的姿态和全新的理念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最突出的是三件大事：第一件，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努力下，会议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第二件，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同，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第三件，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与参会各国真诚协商，排除会内会外的干扰和破坏，克服重重困难，使会议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倡导的万隆精神，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老一辈外交家不仅体现了非凡的外交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范和高超的外交艺术，而且体现了深蕴的底气和不屈不挠的骨气。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继续敌视中国，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我国面临来自美苏的双重压力，处境困难。周恩来同志要求外交干部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当时的形势。他说：“美苏一起压我们，这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倒是一件好事，考验了我们。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在处境困难时，经过努力定会找到出路，看到光明。”当时的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论断。美苏对华施压，但我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却有了飞跃性进展，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多数也是在这段时间内解决的。1964年1月中法建交，是中国同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引起震动。这一时期，中日民间交往空前活跃，共同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积累了资源，奠定了基础。

    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美苏双重压力，外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是因为在正确的方针政策背后，有一种充满自信的底气和不畏强权的骨气。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气候，对我国产生直接冲击，引发政治风波，我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我们的党和政府顶住了西方的压力，打破了制裁，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

    这是2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国家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免遭一次历史倒退的悲剧？这力量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骨气。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给我们壮了胆，长了志气，也给了我们斗争和工作的智慧。

    当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无忧虑时，他说：“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施压和威逼，他直言正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绝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不打别国的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他的铮铮之声，气壮山河，让世界各国人民闻之震撼。当时身处工作一线的外交干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应对之策和工作思路，在各自的岗位努力工作，阵脚不乱，沉着冷静地妥善应对挑战，千方百计地化解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外交工作局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同周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新进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从陷入低谷到逐渐恢复和发展。外交工作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就。

    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新情况、新挑战有增无减。以亚太和我国周边为例，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采取的重要举措，针对中国的意图显而易见。这给我国的周边外交带来了复杂因素，挑战和麻烦增多。

    作为一个关心外交动态的人，我认为，面对新的形势，我国政府的研判是缜密的，保持了应有的冷静，心中有数，一方面同美国巧为周旋；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周边睦邻友好，构建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使美国挑拨离间的图谋难以得逞。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亚太近年来形成的基本关系架构和力量对比格局不会因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而发生逆转。美国借南海问题做文章，挑拨和破坏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该地区多数国家看来，是祸而不是福。

    中美关系，对我国来说重要且复杂。一方面，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和对话是我们一贯主张且全力而为的。另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把中美关系理想化。在国际大势、外交大局中，我们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华防范和遏制的战略。安全上威胁、发展上牵制，是美对华战略中不变的因素。合作中有斗争，对话中有摩擦，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常态。建交30多年来，我们学会了在此不变的因素和常态中驾驭中美关系的本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日本是中国近邻。中日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花很多精力对待的重要领域，倾注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令人深为关注、深感忧虑的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受到严重影响，其直接导因是一年前当时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对钓鱼岛非法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自民党执政后，安倍政府非但拒绝纠正前政府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制造“中国威胁论”。否认中日存在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为双方坦诚对话、重塑战略互信设置障碍。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绝非偶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一是日本与战后秩序渐行渐远，部分或全盘否认战争罪行；二是在处理与邻国领土争端时态度强硬；三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和现实需要，对日本执政当局的错误政策采取表面“中立”、实则支持的立场。由此看出，日本对外政策的右倾化，其中的美国的因素不可否认。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表明，无论政治、历史、海洋权益、贸易，每次摩擦和冲突，无一不是日本挑起的。有一些偶发事件本来可以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也是因为日本政府的自我放纵而升级并激化的。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善意经常不被日本掌权的某些政客准确理解，日本朝野误判中国社会对日本挑衅的容忍度，也严重误读了中日关系对日本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对日本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坚决给以反制和回击，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为战争罪犯招魂的行径，给予严厉批判和谴责，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中国政府重视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立场没有变化，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道的期待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一以贯之，光明磊落。

    底气来自正义，理直才能做到气壮。骨气来自信仰，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坚定，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维护，必然铸就外交的铮铮铁骨。底气和骨气，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国力不强，谁会在意你的存在，谁会理会你的合理诉求？只有民富国强，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作者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