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进程考验农村环保“防线”

    相关各方反映——

    “农村污染已由生活污染为主转变为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并重”；农业污染源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中，总氮、总磷排放总量分别占全省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记者从3月26日在成都举行的全国人大环资委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我省农村环境压力持续加大，全面遏制农业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任重道远。

    农村环保面临新压力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监督工作计划，全国人大环资委一行来川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调研。座谈会上，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与防治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

    “我省农业污染源与全国趋势基本一致，已成为重要污染源之一。”省农业厅巡视员吴忠厚说，2007年启动、历时3年完成的我省第一次农业污染源普查情况显示，农业污染源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中，总氮10.09万吨，占全省总氮排放总量的52.61%；总磷1.12万吨，占全省总磷排放总量的57.14%。

    省政府的汇报材料显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加之各种重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农村发生环境风险事故的概率加大。

    吴忠厚认为，土地退化、耕地质量下降、农村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出现，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工矿业活动频繁”而出现的。从我省实际看，除农村生活类污染和农业生产类污染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生产“三废”有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一些工矿区及大中城市周边农村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污染。“近年来，镉大米事件、什邡污染事件等重金属污染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也严重威胁我省农产品产地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城镇化进程带来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将加大生活污水和垃圾的产生量，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风险及管理难度也将加大。

    建议出台《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成都市农委副主任吴远根认为，农村污染“点多、面广、分散、处理难”，加之缺乏专业防治队伍，防治新技术、新工艺不能及时有效推广，导致农村环境污染防治难度大。他建议加强宣传，提高村（居）民环保意识；建立机构，完善机制，包括建立或指定专门部门对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管、建立基层农业环保组织机制、建立村民环境自治机制；加大投入，整合资源，包括增加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运行机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不同经济成分各类投资主体参与面源污染治理等。

    吴忠厚认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需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长期存在，农村污染防治手段与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不相适应，是目前农业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 《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规规章，理顺农业环境保护管理主体及职能。加快完善农业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对农产品产地进行分级管理、实行产地限禁划分；给予农业环境监测政策扶持，出台耕地质量评定标准。建立农业资源环境补偿机制，开展农业污染防治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等。

    “此前，我省在21个县70个村开展不同区域‘农村清洁工程’，探索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五种模式，包括以户用沼气为纽带的人畜粪便和秸秆资源化利用模式、以保护性耕作为主的秸秆就地还田资源化利用模式、以厌氧净化处理为主的农村生活污水再利用模式、以生产生活垃圾处理为主的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模式及以节肥、节药、节水、节膜、节能和病虫草鼠综合防治为主的农田清洁生产模式，有效治理了农村面源污染，成为全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村社’活动的一张重要名片。”吴忠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