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防风险促转型使经济行稳致远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统计结果。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行稳方能致远。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缓中趋稳，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当前经济转型面临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楼市去泡沫化、环境去污染化“四大阵痛”，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三大引擎”同时减速，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经济下行时期和各种“阵痛”交织之际，潜在风险隐患极易集中爆发，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正向社会预期引导，保障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辜胜阻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呈现出“缓中趋稳”的积极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第二季度达到7.5%，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初显成效，定向调控初步遏制了经济下行态势。内需对GDP的贡献为102.9%，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52.4%，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第一、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6.6%，比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在分化中孕育，在变化中成长。产业领域中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消费领域中的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投资领域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发展势头良好。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7，比上年同期缩小0.06。在就业方面，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劳动力市场供求总体平衡。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37万人，同比增加12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同比增长1.8%，增加307万人。大学生就业值得进一步关注。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达到727万，就业压力很大。同时，现在各方面有一个高度的共识，那就是虽然宏观数据企稳，但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内生动力不够和金融背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

辜胜阻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要特别关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四大“阵痛”。

一是制造业去产能化。我国正在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品价格持续低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继续维持2013年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1.1%。PPI的持续下行，反映出工业生产可能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与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累积，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工信部统计显示，上半年产能严重过盛行业投资增幅回落，钢铁、有色冶炼投资分别下降12.8和7.3个百分点，水泥、平板玻璃行业投资分别下降9.7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煤炭行业和冶金行业的增速较上半年同期降低了3.8和3.4个百分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过程势必会对相关产业的生产及投资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据统计，前5个月冶金行业利润同比下降9.2%，煤炭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43.9%。

二是房地产去泡沫化。房地产是影响GDP增长的一个最大的变数。我国很多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房价与百姓收入增幅不协调，部分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严重。有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值为10.2，北京更是高达19.1，远高于世界银行提出的3-6倍的合理区间。截至2014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个，上涨的城市有69个，最高涨幅为9.4%。房地产的调整将会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将房地产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金融去杠杆化。当前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大量流动性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房地产市场，导致杠杆过度放大，不仅加剧了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也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达到139%，已经超过了OECD国家90%的阈值。企业负债率高企的同时，政府的负债率也很高。审计表明，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余额比2010年底增加了38679.54亿元，年均增长达19.97%，而GDP增速近些年已降至8%以下。金融去杠杆化势在必行，而降低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可能会对企业生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产生一定影响。

四是环境去污染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一些地方政府长期奉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中过分追求GDP增长，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使得污染排放长期累积，欠下巨额的环境治理账单。全国许多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鲁地区等区域，大气污染程度十分严重。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仅为36.4%，低于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23.9个百分点。环保部统计显示，在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比例高达59.6%。环境去污染化，排除带毒有害的GDP增长，虽然短期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下行压力，但从长期来看是必要的。

辜胜阻说，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三大引擎”同时减速，而新增长点又“青黄不接”，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

据统计，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3%，为十多年来最低，尤其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仅增长13.6%，到位资金增长13.2%。投资是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中的一个快变量，投资的放缓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下行压力。从传统动力来看，投资中有“三大引擎”，一是房地产市场开发，二是民间投资，三是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三大引擎”正在同时减速。首先，房地产面临市场“拐点”，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6.2个百分点，房企投资意愿大大下降。房地产市场一头连着投资，另一头连着消费；一头接着实体经济，另一头接着虚拟经济；一头与地方政府财政紧密相连，另一头与开发商、银行、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其次，民间投资的增速有所回落。截止今年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了65%，中国已经进入民间投资“唱主角”的时代。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但与去年同期增速23.4%相比，民间投资的增速正在降低。第三，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债务负担较重，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资金难题。据统计，部分地区受政府债务偿还压力的影响，交通、运输、水利、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速与去年同期项目有明显的减慢。

辜胜阻提出，金融风险的释放和爆发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经济上行时风险不易发现，经济下行时各项潜在风险隐患极易集中爆发。我国处于金融风险的上升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领域的各项风险是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近期我国金融风险呈现出“点多面广、相互交织、互相传导”的特征，应重点关注以下五大风险：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使信贷风险上升；局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面临巨大压力，2014年我国到期需偿还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21.89%，是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产能过剩领域的贷款已经成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重灾区”；影子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流动性错配形成“钱多”和“缺钱”并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2014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突破120万亿元，增长14．7％，可谓“钱多”，由于金融资源严重错配，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又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贵，融资难，严重缺钱。

辜胜阻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两方面入手，既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转型，又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一些是金融体系自身发展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另一些则是实体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的反映。要保通过稳增长，给经济托底，为化解各项潜在风险点创造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实现风险缓释。

一要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机制，定点爆破局部和区域风险，及时处置风险隐患，防范于未然。需对当前的各项潜在风险进行重点排查，对特定领域和地区的非系统风险要在可控范围内引爆，防止风险在该领域过度累积。

二要推进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转型，形成有效的市场化的风险约束机制。对跨市场、交叉性的产品加强协调和改革，逐步建立“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将影子银行纳入规范的监管框架，明确其监管主体和监管规则。要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和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等一系列市场化风险约束机制，促进金融机构在市场环境下“优胜劣汰”，避免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转嫁到其他领域。

三要建立楼市长效管理和差别调节机制，多渠道化解房地产拐点导致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稳定市场预期。一二线城市要扩大中低端市场房屋供给，满足大城市低收入和“夹心层”的住房需求；三四线城市控制新建商品房供给，对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实行信贷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拓宽房企直接融资渠道，避免房地产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要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规范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完善房地产贷款保险制度，发行住房金融债券。

四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强化政府负债和预算硬约束。积极化解现存风险隐患，通过设立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制定应急预案等手段为可能的风险爆发做好准备。长期看，应“开前门、堵后门、修围墙”，构建以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负债融资机制。并积极利用地方政府债券和公私合作模式（PPP）化解存量债务，堵住“后门”。

五要构建竞争高效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改变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金融风险高度集中在银行的局面；推动企业股权融资，鼓励市场并购，加快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解决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利率二元结构现象；盘活货币信贷存量，将“迷失的货币”引流到实体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