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冲击。面对国内外极其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央迅速推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充实细化并批准了这个计划。最近，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各项数据陆续出炉，全国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一揽子计划的实施情况。
8月下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近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了《中国人大》记者的采访。
记者：今年以来，一揽子计划的实施产生了哪些积极效果？
尹中卿：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一揽子计划，是我们分析和评估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依据。一揽子计划实施已经有半年多时间，我们通过大规模政府公共投资、结构性减税、家电和农机具下乡、降低房贷利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政策，以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通过完善出口信贷保险和调整出口退税等政策，以减缓出口下降幅度；通过实施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等政策，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通过稳定和扩大就业、增加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等政策，以改善民生。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遏制和扭转了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势头，有效增强了我们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信心，效果之好超出很多人的预料。
一是经济增长率稳步回升。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触底反弹。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快1个百分点，比去年第四季度快3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二季度比一季度加快了1.8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全国夏粮产量12335万吨，比上年增产260万吨，增长2.2%。猪牛羊禽肉产量3580万吨，增长6.3%。
——工业生产增速稳中趋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2%。工业生产增长加快的行业、地区和产品明显增多。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一季度加快4.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6%，加快6.8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7%，加快9.5个百分点。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68.9%，第二产业增长29.0%，第三产业增长36.6%。
——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电力）增长57.4%，农业、铁路、公路、水利、卫生社保、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领域投资增速均超过50%，大幅高于平均增速20多个百分点。
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
——国内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同比加快3.7个百分点。其中，县及县以下增长16.4%，快于城市增长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4%，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下降8.7%。
四是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
——就业保持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9万人，月均新增就业95万人，扭转了去年第四季度月均59万人的下滑趋势，完成了全年目标的63%。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68%。农民工就业恢复情况良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54%。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79%。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也是8.1%。
——社会保障支出稳步增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同比增长29.2%，中央财政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支出分别增长49.9%和140%以上。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总体经济形势企稳向好、经济增速触底反弹，实现了“V”形复苏增长，为全年实现GDP增长8%左右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中央提出的一揽子计划，以及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是坚决有力、扎实有效的。在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挑战面前，在世界范围内深度萧条的瑟瑟寒风中，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记者：一揽子计划在实施中有没有什么不足？
尹中卿：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中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回避，也回避不了。
2009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后，社会上弥漫着十分乐观的情绪。尽管乐观情绪有利于经济增长预期，但应防止副作用。因为在过分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容易看到困难和问题，看不到扭转经济增速下滑主要靠什么，花了多大代价，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还在加重。
实际上，一揽子计划只是扭转我国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临时措施和短期政策，更多只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临危应对之举。我们不能企求一揽子计划在半年时间里能够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那些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实施中稍微不慎，还有可能加剧原来存在的一些矛盾，并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实际上这些也是最近的讨论热点。
第一个讨论热点：天量信贷的是与非。
从去年9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金融机构贷款大幅增加。在去年第四季度新增贷款1.2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新增贷款7.37万亿元。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比上年末加快1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19.3万亿元，增长24.8%，加快15.7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3.4万亿元，增长11.5%；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37.7万亿元，信贷增量多增4.92万亿元，增长34.4%。
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通过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信贷规模限制、灵活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加强窗口指导等政策的引导，向市场大胆、迅速投放流动性，对于缓解通缩预期、遏制物价下行态势、增强市场信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在社会上对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有些议论，对金融监管部门半年来的工作也有不同看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数量标准的，这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M2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今年6月的M2增长28.5%，M1增长24.8%，上半年新增贷款7.37万亿元，同比增加4.92万亿元，信贷增量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年的水平，适度宽松变成了过度宽松、极度宽松、无度宽松，甚至是放任自流。从目前情况看，即便下半年每个月新增贷款减至5000亿元左右，全年也有可能达到10万亿元以上。有人用“天量放款”来形容这种状况，因为“大量”有数，“海量”有边，“天量”既无数又无边。当然，由于这是第一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在应对危机的初始阶段按照“宁大勿小”力度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后有必要对货币信贷增长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
今年以来，先是银行天量信贷，接着是股市、楼市连创新高。防范天量贷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催生资产价格泡沫、避免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潜在金融风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目前，大家很关心怎样吸收天量放款所产生的流动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短期内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无可厚非，但如果持续偏离既定目标，创纪录的贷款增量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在未来引发新一轮流动性过剩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过多的货币供应和通胀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通胀有一个滞后期。另外，今年新增贷款基数畸高将使得明年在确定信贷规模和进度时更加难以把握，很可能会面临“多了难以承受”、“少了刺激力度又不够”的两难选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基本完善了金融监管制度，处理了大量呆坏账，银行决策逐步走向市场化，成果来之不易。正因为有了这些改革，才使得我国银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还能够发展壮大。如果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天量”贷款，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导致银行呆坏账骤然增多，从而威胁未来的金融体系稳定性，由实体经济增速下滑演变为金融危机。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个讨论热点：财政赤字的得与失。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7500亿元赤字，比上年增加5700亿元，同时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初步安排，全国财政收入66230亿元，增长8%；全国财政支出76235亿元，增长22.1%。这些指标实际上规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数量界限。从今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来看，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减少823.05亿元，下降2.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同比下降9.4%，地方同比增长6.6%。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加6020.54亿元，增长26.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同比增长22.7%，地方同比增长27.3%。与年度预算目标相比，上半年财政收入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与年度预算安排增长9.8%的目标相比，中央本级收入短收3000多亿元。6月份虽然增长19.6%，如果扣除中央金融和石油企业一次性补缴收入，实际上增长2.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6%的小幅度增长，主要依靠非税收入同比增长31.4%，税收收入特别是主要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印花税都是负增长。考虑到不可比因素，上半年全国和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实际下降。
根据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全年财政形势十分严峻。年初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中央财政收入增长9.8％的预期目标，是依据GDP增长8％、工业增加值增长9.5％、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CPI上涨4％等预期指标综合测算确定的，而这些指标前6个月都明显低于预期目标，财政收入来源将明显减少。地方非税收入急剧增长具有不可靠性，也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年初确定的财政支出项目则具有刚性。落实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重点支出需要，都需要财政加大投入力度，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完成全年预算任务难度很大，年初确定的9500亿元赤字有可能满足不了需要。为了继续在建项目，明年有可能不得不扩大赤字规模，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考验。
目前，人们不仅担心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更担心地方政府的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中央推出刺激计划也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大规模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各种企业债、短期融资权、中期票据，以及各种“银信证”产品，把地方政府进行基础建设投资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这些资金大部分使用在自偿能力低下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之上，给地方留下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
第三个讨论热点：巨额公共投资的功与过。
政府公共投资构成一揽子计划的主要内容。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安排9080亿元，其中新增投资4875亿元。
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政府公共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在去年第四季度新增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已累计下达5846亿元，加上地方政府配套和商业银行信贷支持，推动了投资的快速增长。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比四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达到30.4%,同比加快15.6个百分点。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到7%，为大型基建项目配套的主要产业，如水泥、玻璃、陶瓷、机器设备、纺织和机电的投资都从3月起开始回升。受惠于政府投资的溢出效应，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原材料、辅助配件的行业受到拉动。政府巨额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现在看来，政府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带动作用不大、效果不大。政府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与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行业，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进一步收缩，这在学者那里叫做“挤出效应”。1至6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2.6％，同比增长41.4%，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22.1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占全部城镇投资的比重为49.5％，同比增长34.3%，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占全部城镇投资的比重为7.8％，同比增长0.4%，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20.3个百分点。仅靠政府公共投资救活和壮大的基本上是国有及其控股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仍然反映经营困难。
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安排，最近我们到内蒙古、陕西、辽宁、湖北进行调研。大家普遍反映政府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某些投资的立项不够科学，往往是谁有储备项目，谁跑得快，谁就能立项。许多地方领导抱着“不要白不要、要到是政绩、要不到没本事”的心理，千方百计到中央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部分项目选择和前期准备不充分，在可行性论证和审批过程中放松了环保、安全、能效、技术等方面的要求，有的项目并不一定符合当地需要，有的项目难以落实配套资金。尽管巨额的公共投资是形成了工作量，但是项目的选择、投资的效益都还需要考虑。
第四个讨论热点：结构调整的进与退。
推进结构调整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一揽子计划把“调结构”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经济结构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内外需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今年上半年，我们陆续推出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调结构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一步得到加强，装备工业较快回升。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部分沿海企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分地区看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增长13.2%，中部地区增长6.8%，东部地区增长5.9%。分地区看固定资产投资，西部地区增长42.1%，中部地区增长38.1%，东部地区增长26.7%。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显示出西部比中部快，中部比东部快，区域发展协调性有所增强。
同时也要看到，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我们更多依赖增加政府投资代替出口下降，政府新增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大企业和大项目，各地区纷纷选择产业关联度大的汽车、房地产、石油化工等产业作为主要投资方向，上项目的积极性高于调结构的积极性，致使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产业结构进一步重型化和地区之间产业趋同问题又有抬头。
实际上，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让人感到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更关心振兴，即使讲调整更多也是强调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没有把经济结构全面的调整、深刻的调整放到应有的位置。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很必要，但是还不够。中国要实现长期发展，就要以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为倒逼压力，切实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结构升级，使我们经济的增长上层次、上水平、有后劲、可持续。
记者：怎样理解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尹中卿：当前，我国正处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方针指导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产生了初步效果，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企稳向好、触底回升的积极变化。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经济运行中仍然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经济增长从快速下滑转向全面恢复性增长的关键阶段，在全面复苏之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宜作大的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取向不能改变，调控工作不能放松。
第一，保持年初确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克服当前困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争取经济稳步复苏、稳定增长。
第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灵活审慎的调控方针，不断增强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更加突出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应变能力和实际效果，巩固和发展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三，全面落实好一揽子计划。将工作重点放在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上面，在保增长中要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加强节能环保，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
记者：如何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微调、充实和完善？
尹中卿：根据中央要求，我们不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还应该根据形势变化，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克服当前困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审时度势，适时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适度微调、充实和完善。目前，我们要利用经济企稳向好、触底回升的有利时机，把关注重点更多地转移到解决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上来，把已经做的工作更加精细化，更具有操作性，推动国民经济从增速下滑中恢复，在复苏之后实现科学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盲目积极，更不是无限度扩张。要从保持可持续性、预防政府债务危机的角度，适时适度微调、充实和完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把多年来一直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改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09年安排财政赤字9500亿元。与经济形势低迷、增长速度趋稳基础不牢固交织在一起，1至6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4%，全国财政支出增长26.3%，财政收支相抵，收大于支5074亿元，同比减少6853亿元。下半年财政工作需要着力考虑扩张适度，量力而行，尽量不要调整预算，尽力实现收支平衡，努力做到财政收入来源有持续保证，财政支出有长远效益，尽力实现收支平衡。
其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是过度宽松，不是无度宽松，更不是完全放任。要从抑制通胀压力、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角度，适时适度微调、充实和完善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合理适度。下半年要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节奏，按照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增长17%，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的目标，力争广义货币（M2）供应量降低到20%以内，新增贷款不超过10万亿元。要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使资金真正落实到支持实体经济运行上。要增强金融企业防范风险能力，严格执行贷款条件，加强对信贷资金和项目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防止不良贷款出现反弹。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加强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保障金融体系平稳运行。
记者：您曾提出过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请谈谈具体内容。
尹中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即使讲“保增长”，我们追求的也应该是重质量、有效益的总量扩张，是又好又快的增长。“保增长”也要有保有压，减少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压缩高消耗高污染产能，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增长。“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保增长”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有让人民群众不断共享发展成果，经济增长才有持久的动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在危机面前，要化“危”为“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认为在具体政策选择上，要科学做加法、勇于做减法、善于做乘法、敢于做除法，把加法与减法结合起来，把乘法与除法结合起来，做好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
第一，科学做加法，就是更加注重科学地保增长，通过扩内需、稳出口、增就业，实现重质量有效益的总量扩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要促进内需较快增长。继续落实好已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大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对消费、民生、企业技改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有效带动民间投资增长。继续发挥好投资对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加快形成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二要努力稳定出口。扩大人民币出口信贷支持出口，将我国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作为出口信贷重点支持领域，解决国外买方支付进口商品资金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三要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刺激经济增长与有效增加就业结合起来，把政府扩大就业与支持群众自主创业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等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行业，全面落实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建好乡镇、村和街道、社区的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平台。着力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的就业工作，让群众就业有门、创业有路，生活有来源、致富有奔头。
第二，勇于做减法，就是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节能降耗减排，保证经济增长上层次、有后劲、可持续。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要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贯彻落实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回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一要减少过剩产能。加快推进钢铁、汽车、电力、纺织、轻工等行业的兼并重组，在“去库存化”的基础上“去产能化”，坚决控制盲目重复建设，切实杜绝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二要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上层次、有后劲、可持续。三要压缩高消耗高污染产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抓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善于做乘法，就是更加注重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装备水平，不断改革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一要加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大力支持推进传统产业和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建立固定资产更新补贴计划，增加技术改造贴息贷款，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要加快科技创新。积极顺应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方向和潮流，加大对新技术研发的补贴力度，大力支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努力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制定新行业战略规划，开放新产业进入门槛，加强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新兴产业。切实支持和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第三代移动通讯、生物技术等新经济增长点，促进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三要深化改革。切实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铁路、电力、盐业等行业改革，通过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有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机制，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与活力。
第四，敢于做除法，就是更加注重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不断提高扶贫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二要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生产力布局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努力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始终重视并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三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尽快出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健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编织起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文/《中国人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