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法有一个“四分之一条款”，即农民选举权原则上只及市民四分之一，人们在为之痛切、辩护、诊治经年之后，近年大有顺应民意将其终结之势。先是党的十七大“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接着最高立法机关将该法修改纳入今年计划，若无变故，当在本月底会审。据悉，终结共识已大致达成，分歧仅在于一步到位还是逐步到位，是大踏步前进还是小碎步前进。

    只要是前进，小碎步也无妨，不管是否更稳妥，至少有盼头了。然而，此事没那么简单。即便是所谓一步到位，也并非真的一蹴而就。

    “四分之一条款”之存在或终结，各基于“国情论”与“平等论”，据说，前者有“历史合理性”，后者则不仅有“现实合理性”，更具“天然合法性”。其实，两者争议的基础都是“阶段性”的：当前人大代表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仍实行“职业代表制”或曰“身份代表制”。

    通观古今中外代表选举，有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两大类。职业制大都已成末路黄花。因职业日渐多样化，往往一人多身份，难以一一归类。且其要求代表出自本职业，排斥代表本身的职业化。

    不过，不照搬西方模式，还得回到国情。关键国情是，我们仍有八亿农民，严格按身份制且“同命同权”，人代会将成“农代会”。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结局。回过头看，城乡代表比例曾由八比一进化为四比一，但农民代表的数量却不增反减，直到本届全国人大，农民代表数量有所增加，但在近三千席位中仍只占不到一百。另一方面，由城里人选出的代表也屡屡提交“三农”议案。

    现行选举法以地域制混合身份制，强调代表构成，既求广泛代表性，亦求各地各业之协调和谐。在此预设下，有代表标榜超然性，以“代表人民”自诩，也有代表只是兼职心态，不知根基何在。如果苛求各种价值目标，会导致顾此失彼，进而失去真义，选举流于形式，制约民主政治提升空间。

    具体到农民选举权问题上，便进亦忧，退亦忧。不进，忧不平等，同命不同权；进，忧不均衡，农民势力偏大。如今要进了，对城乡平等自然具有象征意义，对短期内矫正城乡失衡格局也可望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很难最终跳出尴尬处境，中看，未必很中用。

    跳出这一尴尬处境，也许应打破身份制之窠臼，不囿于既定框架，做实地域代表制，试行代表专职化，扩大选举竞争性，如此，方切中民主之肯綮，“几分之一”的困扰，亦随之化为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