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人民调解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将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在28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分别解读了这部法律的亮点。

　　经费保障让调解员少了后顾之忧

　　在此前的相关采访中，一些人民调解员向记者表达了对这部法律的期待:对兼职调解员给予适当补贴;对因工致伤的调解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等，如今，法律已经基本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因从事调解工作致伤致残，生活发生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医疗、生活救助;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人民调解员，其配偶、子女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这些内容能够列入法律，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当记者将上述内容告诉人民调解员刘和霞时，她高兴地说，今后从事调解工作就少了后顾之忧。

　　扈纪华说，调解是有成本的，是否明确财政保障，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现在法律将这个内容固定下来，是该法的一个亮点。

　　此外，法律还规定，村委会、居委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办公条件和必要的工作经费;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基层法院对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等等。郝赤勇感慨地说:“人民调解法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保障给予了空前的重视。”

　　可是，这样的保障是否会导致人民调解工作趋于行政化?扈纪华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人民调解的性质在法律中规定得非常明确。经费保障只是国家支持和鼓励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表现，不会改变人民调解组织的群众性”。

　　调解协议效力可由司法确认

　　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法院确认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议时，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这样的规定表示忧虑:设置司法确认程序不仅会增加法院的工作成本，而且有可能导致轻调解重审判的情况出现。

　　郝赤勇对这一规定解释说，因反悔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仅占人民调解总数的0.7%左右，而且这些案件到法院之后，经过司法确认，法院裁定维持调解协议的比例高达90.6%。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诉讼和司法成本，而且能够保障协议的有效执行，是运用司法机制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措施。

　　明确与其他调解形式的衔接机制

　　人民调解是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并列的大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三种调解各有特点，三者之间如何衔接?

　　郝赤勇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为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基础作用，处理好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关系，法律规定基层法院和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也就是说，在法院立案之前和在公安机关行政裁决之前，一些可以不经过诉讼程序来化解的矛盾，会被引导到人民调解，运用人民调解的手段解决矛盾纠纷。”郝赤勇说，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方法，除了人民调解之外，还有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法在制定过程中，充分总结了实践经验，在调解优先原则的基础上，规定了三种调解形式相互衔接。

　　记者注意到，类似有关衔接的规定在人民调解法中共有四处。例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过程中对调解不成、达不成协议的纠纷，法律规定应该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行政或者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事人有拒绝调解的权利

　　“当事人不仅有接受调解的权利，也有拒绝调解的权利;可以要求调解不公开进行，也可以要求调解公开进行，草案应当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后，人民调解法采纳了委员们的这些建议，规定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接受调解、拒绝调解以及要求终止调解等四项权利。

　　“这一条的完善，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在调解民间纠纷时的原则，即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郝赤勇说。为了确保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法律对调解员的行为予以规范。比如，明确规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调解员不得偏袒一方当事人，侮辱当事人，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