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立法人物”寻访

高铭暄:通过刑法学实现的人生价值

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日期: 2012-06-05浏览字号: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我觉得很准确地评价不容易。西方国家的法律有西方的体系,中国法律有中国的特点。我国也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律典籍非常丰富,刑法思想更是其中的瑰宝,在国际上也拿得出手,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谈到我国法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铭暄先生说。

    然而就在“拿得出手”的刑法思想领域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高铭暄教授在其中跋涉、耕耘的足迹。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他亲历、见证了新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和刑事理论发展的每一步。

    他是惟一自始至终参与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此后,刑法典的修改,部分刑事立法解释、刑事司法解释的出台,都包涵着他的睿智和心血以及追求法治的梦想。

    他还在书斋中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其中许多都成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典范,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因此,高铭暄教授在我国法学界乃至国际法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公认为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亲历1979年刑法制定中的多次波折

    在中国刑法学界,素有“北高南马”之说,“北高”指的就是高铭暄教授。而参加制定第一部刑法典的经历是让他被人们不断记起的原因之一。

    195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组建起草班子。当时,高铭暄正好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本校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任教,法律系领导就把高铭暄派到刑法起草班子工作。

    1954年起草班子具体分为几个小组,高铭暄被分配到其中一个小组,协助一位老同志进行收集资料、草拟条文等工作。在接下来的立法岁月里,高铭暄为刑法典的出台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学识、心血和汗水。作为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惟一学者,他提出了数不清的立法意见和建议,搜集整理了不知多少资料,对每一个条文不知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从1954年冬天到1956年11月,经过两年的努力,刑法第十三稿被写了出来。

    不久,党的“八大”召开,这次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刑法起草工作加紧进行,到1957年6月28日,起草班子已经拿出了第22稿,这个稿子经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这次会议曾作出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第22稿进行修改后,作为草案公布试行。

    但在22稿完成后不久,反右派斗争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左”的思想盛行,社会上否定法律、轻视法制,认为法律可有可无,甚至认为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滋长,刑法起草工作就中断了。直到1962年3月,刑法起草班子重新组建,开始了对刑法第22稿的全面修订。到1963年10月9日,第33稿完成。

    但第33稿的命运和第22稿一样。就在中央考虑要公布第33稿时,“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至。

    作为法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高铭暄在参与刑法起草时特别注重资料的收集,并完整保留了起草时的全部33稿,以及起草过程中收集编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见汇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铭暄被下放到江西劳动。临行前,他将这些珍贵资料都交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保密资料室保存。后来,军宣队巡视资料室,随着一句“那有什么用啊”,厚厚的一大摞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

高铭暄教授 摄影/刘文学

    高铭暄得知这个消息时,觉得真是“莫大的打击”。高铭暄教授遗憾地回忆着,“9年的心血都没有了,这个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呀。”

    刑法起草这一次波折的转机出现在1978年。当年10月,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搞过刑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准备公布。‘四清’一来,事情就放下了。现在,很需要搞个机构,集中些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起草有关法律。”

    这次谈话后不久,中央政法小组就召开法制建设问题座谈会,研究有关法律的制定。1978年10月下旬,在中央政法小组的领导下,刑法起草班子成立了,具体领导工作由国务院原副秘书长陶希晋等担任,成员都是全国各地调来的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精兵强将,但这些专家学者中,惟有高铭暄和高西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刑法草案自1954年起到1979年间起草过程的亲历者。很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并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明确的指示。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从3月中旬开始,抓紧进行立法工作。3个月后的1979年6月,刑法草案第38稿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获得通过时的情境,高铭暄依然记忆犹新:“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零5分,当时还是举手投票,草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当时在会场的高铭暄不胜激动,“当时我们连整个草案一共有多少字都数过,除以有效工作时间,平均每天只能写出几个字。”

    “从此,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刑法典。”高铭暄不禁感慨。他觉得自己立志法学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

促进刑事立法改革

    1979年刑法典只有192条,并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较而言,也可以说是比较原则。”高铭暄说。

    第一部刑法典的正式施行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刑法的修改工作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先后两部刑法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高铭暄以促进刑法改革与完善为己任,积极主张开展刑法修改研究工作。高铭暄在刑法修改的整个过程中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刑事立法模式的民主化,二是促进刑事制度设计的科学化。

    在促进刑事立法模式的民主化方面,高铭暄不仅本人积极献言献策,而且还联合其他立法力量参与刑事思想领域的争鸣。在他的参与下,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历年学术研讨会均涉及刑法修改与完善问题,为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论据,为刑法修改工作的顺利完成进行了理论论证与铺垫。1988年7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修改刑法典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直至1997年3月14日由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刑法典。在历时9年的修改研拟过程中,作为刑法修改研拟工作的主要专家学者之一,高先生除著文深入探讨刑法修改完善问题以外,还多次应邀参加刑法修改研讨会、座谈会及立法起草、咨询等项事宜,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宏观与微观的问题及建议,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修改刑法总则。在高铭暄和王作富教授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总则修改小组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9月间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讨和修改工作,先后提交了一份《刑法总则大纲》和四份《刑法总则修改稿》。1994年6月和9月提交的两份《刑法总则修改稿》,为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刑法总则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参考。

    在促进刑事制度设计科学化方面,高铭暄也尽到了一个学者的责任。

    如当年高铭暄和其他同志关于完善刑法提出的一些建议:1.在罪名的存废上,建议将破坏集体生产罪改为破坏生产罪;取消“打砸抢”罪、盗窃珍贵文物出口罪等。2.在罪名的增设上,建议增加劫持交通工具罪、侵占罪、抢劫枪支弹药罪、破坏矿产资源罪等等。 3.关于完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建议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方面之限制,并增设非法复制发行罪、假冒他人作品罪和剽窃作品罪。4.关于三个“口袋罪”的分解,建议取消投机倒把罪这一不合时宜的罪名,对该罪名所包含的、有必要保留的内容经过梳理,归入业已分化出的罪名或拟增设的非法经营罪、扰乱市场罪等罪名之中;将流氓罪名取消,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罪、聚众淫乱罪等;对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进行调整,增设滥用职权罪、逾越职权罪、故意放弃职责罪等罪名,使玩忽职守罪不致臃肿膨胀。

    对死刑的态度也体现着一部刑法的科学性。1996年11月11日至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京召开大型刑法修改座谈会征求对《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高铭暄以求真、坦诚之精神,就修订草案中的死刑立法规定进行了评析发言。他从历史经验、死刑价值、党的“少杀”政策以及国际斗争利益等多维角度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削减死刑的建议,给广大与会者以启迪。经过多年的呼吁和各方面的努力,高铭暄削减死刑的建议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终于有了体现。

    事实上,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之后,高铭暄就一直在为促进中国刑事立法改革奉献着自己的思想。

开创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数个第一

    作为一个学者,高铭暄的主业还是进行刑法的理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作为自始至终参加刑法起草工作的惟一学者,高铭暄将立法工作中的笔记加以整理,于1981年7月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刑法学专著,也是对我国刑法的权威性学理解释,更是详实记述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起草到颁行的25年艰辛历程。这本书出版后深受欢迎,1.2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甚至出现了“手抄本”。

    1982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云集北京,他们受司法部委托将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铭暄被推荐为该书主编。该书出版后,颇受推崇,再版20余次,印数突破150万册,创同类法学教材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高铭暄在其分工撰写的第三章中,首次明确指出:刑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罪责自负、反对株连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此后,这些主张为大多数刑法学著作所接受,处于通说地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加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确立为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为保障我国每一位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当时对于是否要在新刑法典中确立这一原则,中国刑法应否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学界存在不同意见。高铭暄认为,在全面修改刑法时,在刑法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废止类推制度很有必要。新刑法典应当规定下面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一条:对于行为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严正地表明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二,更全面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其三,适应国际上的进步潮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1986年11月,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付梓,成为我国法学领域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学科文献性著作,为法学各专业研究综述的写作和出版树立了典范。

    1988年,由高铭暄与王作富联袂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与读者见面。这部专著对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各论中的诸多重要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究,开创了刑法专题研究论证之先河。

    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史》,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1994年10月,高铭暄主编的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这部鸿篇巨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历经十余载潜心调研,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精华之大成,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和富有创见的研究总结,深刻探讨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原理及其发展的规律和新经验。1995年,该书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

    在数十年生涯中,高铭暄先后发表著述100多部,其中独著6部,论文300余篇,其刑法学思想为中国刑法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此,高铭暄谦虚地说:“我写的书受人重视的有几本。我觉得,出书要出精品,不能洋洋洒洒出了不少书,但很多经不起推敲。就像狗熊掰棒子,出一本,扔一本,那不行。出的书要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流传,就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鉴于高铭暄教授在刑法学和国际刑法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1999年9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上,高铭暄当选为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兼任该协会中国分会主席。(记者/刘文学)

 

来源: 《中国人大》杂志 201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谢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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