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晋: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时代先锋

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日期: 2012-02-03浏览字号: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新中国立法人物”寻访

1988年,陶希晋(中)八十岁生日时,著名法学家江平(左一)与佟柔(右一)到他家中为其祝寿

二十年前,一位法学巨匠悄然离世,在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国还未出台一部完整统一的民法典,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民法典要搞”。

他曾鲜明地主张实行“法治”,参与“五四宪法”的制定;“文革”之后,他担任过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在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中发挥重要作用;1986年,年近八旬的他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六法”主张,并大力推动行政立法研究工作,身体力行地领导了行政诉讼法的攻坚战。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老一辈领导人陶希晋。

“归来白头身犹健,欲挽天河万里平。”陶希晋所作的诗词充分表达了他在“文革”之后重返法制战线领导岗位后,为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坚强信念和豪迈气魄。近期,本刊记者采访了一些曾在那段时间与陶希晋共同参与立法的专家学者,以及在他身边担任多年秘书工作的同志,当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尘封已久的立法往事像潮水一般涌了出来,在他们的讲述中,这位中国立法实践者的形象在记者的脑海中渐渐生动立体起来。

参与领导民事立法工作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蠢蠢欲动,开始积聚力量,当大多数人还只是隐约听到从远方传来涛声时,国家高层已经开始筹划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启动民事立法,陶希晋也迎来了他立法生涯的又一座高峰。

同年11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组。原国务院法制局副司长白有忠当时是陶希晋的秘书,据他回忆,民法起草小组由杨秀峰和陶希晋负责,集中了当时全国法律院系和司法机关最具影响和实力的一批民法专家,如:林亨元、孙亚明、佟柔、金平、江平、王家福、陈汉章、马原、史越、赵中孚等30多人。

“在起草过程中,陶老自始至终强调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撰写法律条文都必须坚持和反映社会主义原则,即使对国外的立法经验,也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一定要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消化吸收,使之‘本土化’。”上海政法大学教授李铸国曾参与民法起草,他记得,为了达到立法目标,陶希晋亲自率领大家深入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单调研会就召开了300余次。

“虽然是法学界权威,但陶老总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常常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向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基层群众请教。”李铸国至今对一件事记忆犹新:那时有关是否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争议很大,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任何一项创造发明,都是公有的,如果直接入法,公众一时难以接受,但倘若不规定,立法又缺乏前瞻性,将会阻碍科技进步。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可以在民法典中采用“智力成果权”一词,公众也许更易接受。会后,陶希晋专门与这位提出建议的同志促膝深谈,询问提出的原委、设想、实施的可能和实施后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应对。紧接着,陶希晋又亲自邀请、走访了科学院、高校的教授,专利局工作人员,包括基层知识分子、工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后,陶希晋认为可以在民法草案中过渡性使用“智力成果权”这一概念。李铸国说,这为我国在立法中确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由于刚刚走出“文革”的浩劫,人们的思想还有很多禁锢,这在民法典的起草中也有所体现。“当时有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心有余悸,在试拟条文中把民法关系的主体仍写作‘单位’,而不写‘法人’,开座谈会时,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同志仍称‘合同’为‘供应合同’,而不认为是‘买卖合同’。”白有忠说,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陶老曾号召大家写了不少民法知识方面的文章,向社会各界宣传普及。

从调查研究入手,陶希晋领导的民法起草小组,历时近三年,先后草拟了《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一至四稿,一稿有520多条,经过修改,到四稿时,分为8编、44章,456条。然而,民法典的立法并非一路坦途,经济转型时期民事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日渐复杂,越到后期,立法者们越感到出台一部包罗万象的民法典时机尚未成熟,19826月,立法机关决定,民法起草小组的工作暂告段落。民事立法进而转向单行法的起草和制定。

此后,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等一批单行民事法人物代表风采律陆续出台。“它们的顺利出台与陶老领导的民法起草小组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民法典草案的拟订,为这些法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有忠如此评价道。

行政法制建设的开拓者

在参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多部重要法律的立法起草工作之后,陶希晋前瞻性地看到了我国在行政法制建设上的“短板”。立法生涯的最后几年,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这一领域的立法中。

据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回忆,民法通则颁布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宣部、司法部等单位共同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陶希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新六法”主张。他表示,新中国成立快四十年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国民党时期是“六法”,新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新六法体系”,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都有,缺的就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陶希晋提出,今后要加紧行政法方面的立法工作。

“那时候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还很薄弱,各大院校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法教研室,专门研究行政法的专家更是屈指可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原主任高志新自1985年年底开始担任陶希晋的秘书,他告诉记者,凭着多年从事立法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陶老提出一个倡议,要集合各方力量,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由专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同志共同组成。

这一建议获得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充分肯定,随后,陶希晋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亲自招兵买马,着手筹备。

当时北京的大专院校之中,行政法研究实力最强的有四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北大的行政法专家有罗豪才、姜明安等;中国政法大学有应松年、朱维究等。

“陶老找到了这些院校的领导和知名教授,找了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局、北京市政府等单位领导,请他们提出参加研究组的人选。”高志新说,这些同志都十分赞成陶老的意见,表示大力支持此事。

著名行政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应松年教授那时刚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不久,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接到通知的场景至今仍激动不已,“我听后简直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可以预料到,这一高瞻远瞩的决定将对未来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推动起到何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我举双手赞成,并表示一定全力以赴。”

“由于江平当时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此前又参加了民法通则的起草,在法学界的影响很大,更便于调配研究力量,因此陶老拍板,这个组具体就由江平来负责。”高志新说。

1986104日,行政立法研究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正式成立,研究组共14人,江平为组长,罗豪才、应松年为副组长。其余成员为朱维究、姜明安、肖峋、高帆、费宗袆、张耀宗、方彦、张焕光、王向明、皮纯协和郭阳。陶希晋、龚祥瑞等8人担任顾问。

小组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主要任务,即为重要的行政立法提供草案,陶希晋形象地将其称之“为立法提供毛坯”。

据应松年回忆,陶希晋虽然名义上是顾问,实际上是立法研究组的领导,“他工作抓得十分紧,不断开会,要求也严。”最初,研究组决定的立法方向是起草一部行政法通则,为了加快进度,应松年发动研究组成员和他当时带的一批硕士生,共同起草了多份草案,送给陶希晋审核。但都被一一否决。应松年说,陶老曾告诉他,起草法案首先要把所要解决的问题搞清,列出清单,不要忙于起草具体条文。

“现在想想,当时确实是仓促上阵,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准备不足,因此才会被一次次退回。之后,我牢记陶老的教诲,在以后参与起草法案时,都首先集中力量研究清楚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先搞框架和大纲,几经修改、讨论成熟后,再研究具体条文。”应松年表示,陶老的这番话使他终生受用。

1986年年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在重庆召开,陶希晋气管炎复发,但他仍抱病参加会议。重庆的冬天寒冷,住地没有暖气,高志新至今仍记得陶老披着大衣在房间一遍遍修改讲话稿的情形;仍然记得陶老在会上谈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时坚定的神情;仍然记得陶老在会上说,“行政法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大家平时不觉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宪法规定的一些重大原则,都需要由行政法加以具体贯彻……”

“陶老开创了把实务与理论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行政立法研究小组,使立法工作更有计划,更富实效。”回顾二十多年的行政立法历程,应松年表示,凭借各方共同努力,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相继诞生,陶老所期盼的中国行政法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

“如今陶老已经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可以告慰陶老的是,他所一手创建的行政立法研究组,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应松年动情地说。

重视法律人才培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直以来,陶希晋都非常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白有忠回忆,1978年,陶希晋从广西调回北京,到中央政法小组赴任后不久,就开始积极推动政法院系的恢复重建,呼吁综合大学设立法律系或法律专业。

“除了在政法小组会议上大声疾呼其紧迫性并将之作为重要议题研究外,陶老还借着到各地对刑法草案征求意见的机会,与当地党委政法小组和一些大学的负责同志研究相关事宜,并督促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干校尽快恢复招生。”白有忠说。

有一次,当司法部教育司原副司长王珉灿同志向陶老报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都已设立法律系的消息后,陶老十分高兴地说,“小平同志说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他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我们的法律人才和法制教育,也要这样去做,争取十年二十年,能见到较大的成效。”

对于年轻学者和法律工作者,陶希晋更加注重言传身教,经常为他们修改学术论文、审阅学术著作,虚心地与他们交换学术思想,探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为年轻人的成长开拓道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任建新1948年至1958年曾在陶老身边工作,他回忆,“陶老对群众、对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尤其在培养年轻人成才方面,总是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不惜花费很大的精力。”

在当年许多曾与陶希晋共事过的年轻人眼中,陶老不仅是一位法学家、领导,而且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正是在陶老的教育和引导下,我才走上了法制工作的道路。”白有忠至今仍感念陶希晋对他的教育和培养。在白有忠书房的墙壁上高悬着一幅陶老在八十一岁高龄时为他题录的一首小诗:“我有八个好朋友,肯把万物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陶老的教诲我将铭记心中,永远不忘。”白有忠说。

每个时代总有一批先锋人物走在那个时代各领域的前列。重温立法的往事,有人曾这样评价道,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风起云涌之时,陶希晋用他的博学慎思、远见卓识,站在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推动法制建设进程,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法制建设领域的先锋人物。(记者 张维炜)

 

来源: 《中国人大》杂志 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谢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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