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大会堂到西交民巷23号院

    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和思念，是生长在心田深处的。人对一个至念至爱的地方的记忆，断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遗忘。

    一

    于我，北京记忆，最深切的莫过于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落成并启用的1959年，我在南开大学上二年级。人在天津的我，没有机会亲见这座人民的神圣殿堂，但从《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看到它伟岸的身影，看到在大宴会厅举行庆祝建国十周年国宴的盛况。从此，这座圣殿在我的心田巍然屹立。1963年9月初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匆匆在外交部招待所放下行装，赶往东单外交部街，在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并听取指示。该办的手续一一办妥，已是下午4时。还有一件与工作毫无关联的事挂在心头：尽早去看一眼人民大会堂。于是，我又急行军似地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走去。心想，只去看一眼那怎么行，总该留个纪念吧。可我，一个刚出校门的穷学生，不可能拥有照相机一类的高档物件。情急之下，花了5角钱请广场的个体照相师拍了一张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的纪念照，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写此短文前，我翻捡出那张近50年前拍摄的黑白照片，凝视年轻的自己穿戴稍显土气但神情还是蛮庄重的姿态，不禁哑然失笑。如此迫不及待赶往人民大会堂，是因为我对它向往已久。在我眼前，建成仅4年的人民大会堂，崭新如初，在秋日的阳光下，巍峨挺立，光彩无限。当时我想，如将来有一天能得享进去参观的机会，那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在外交部短期集训后，学员们按预定计划各奔东西。我去了伦敦，在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工作。1966年夏季回国休假，社会上“文革”的骚动已随处可见。所幸，一门心思急于同家人团聚的我，未受此等乱象的扰动。我携妻子在北京城纵情游览观光，第一站便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此时的我，已不是三年前泛读往事的穷学生，鸟枪换炮，终于有了自己的照相机，淋漓尽致地记录下一个个悠然惬意、终身难忘的瞬间。

    1970年，我从英国调回外交部，因工作关系，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外事活动的机会多了起来。我很珍惜这些宝贵的经历。人民大会堂给了我见证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成长的舞台。

    1971年7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率领的澳工党代表团。这是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重要外事活动。作为会见的记录人员，我清楚记得周总理与客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正是这次访问和这次谈话，使惠特拉姆在中国“文革”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坚定了对华友好和合作的信心。惠领导的工党在不久后举行的大选中获胜，惠出任总理。中澳于1972年年底建立外交关系。

    几十年过去，我还清楚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先后参加接待加拿大工商贸易部长佩潘、加拿大外长夏普、美国总统尼克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外国政要的经历。我更不会忘记1972年4月和10月周恩来总理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亲切接见即将访问美国等国家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中国医学代表团（我受外交部指派随团工作）的情景。总理从出访方针到代表团成员的衣着举止，一一仔细叮嘱，谆谆告诫出访人员要兢兢业业、不辱使命。作为一个学识、资质都很浅薄的年轻外交干部，能在这样的外交大事件中得到历练，通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机会。老一辈革命家、外交家的外交风范和外交智慧，是我们受益终身的财富。我在人民大会堂亲身参与了多少活动已很难记得清楚，但我要肯定地说，人民大会堂确曾使我长了见识，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长了才干，我同它的感情一步步加深。

    做梦都未曾想到，1998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我作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12排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参加会议。我心里明白，在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自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员，但看看胸前佩戴的印有国徽的出席证，心头所思远不止荣幸、激动，更多是使命和责任。从此次人代会起，我还作为全国人大机关正式编制的一名干部在此履任，在人民大会堂南段三层靠东一侧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第一天坐在办公桌前开心的感受，胜似过年过节。此言丝毫没有夸张。我的确是怀着火一样的热情领受新的任务，投入新的战斗的。明知能力有限，但确有努力做好工作的抱负。工作紧张忙碌，但内心感到充实快乐。工作之余，经常习惯依窗而望，城楼、广场、纪念碑、博物馆等建筑景点和游人，一览无遗。我的办公室位置优越而独特，同事朋友无不称羡。但凡广场上有什么联欢、焰火、仪式之类的活动，我这里是最佳“观礼”之处。触景生情，望物遐思，给工作带来好的心情。

    人生一世，许多事情是很难用机遇、巧合或必然来概括的。我的事业生涯最后竟同全国人大和人民大会堂结起不解之缘，往昔的梦想竟成事实。我庆幸自己的福分和满意的归宿。每天，当我迎着朝阳走来，仰望着庄严的洒满晨光的国徽，对这座象征人民权力、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殿堂肃然起敬，对自己能有幸在这样难得的环境里工作，倍感欣慰和自豪。

    二

    于我，北京记忆，最深切的还有一处与我密不可分的院落楼宇，即“西交民巷23号”，通常简称为“23号院”。2003年全国人大换届后，我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任职。我的办公室也从人民大会堂搬到“西交民巷23号”，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新“家”。23号院作为全国人大的办公区已有很多年。西交民巷南侧的新办公楼（门牌为前门西大街1号）建成启用前，多数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机关单位集中在23号院办公。有人曾形容，这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人才资源基地。

    23号院令我最忆，是它所处的西交民巷那段沧桑的历史。

    西交民巷东起天安门广场，西至北新华街，号称北京最长的胡同。据史载，此处在元代曾是漕运卸粮米之地，在明代天顺至成化年间形成街巷，一度叫江米巷。西交民巷这一街名始自清朝末年。世事变迁，改朝换代，而西交民巷之名，如同北京其他众多老街名一样，一直沿用至今，散发着古城特有的古风古韵。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此处是鱼龙混杂之区，许多皇亲国戚、商界巨贾、社会贤达、演艺名人在此安家或立业。

    西交民巷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原因是衙门林立。从北平老地图可以发现，今人民大会堂南门外曾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路，是清朝刑部所在地，民国时期改成警察局的看守所，谭嗣同等曾被关押在此，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此殉难。

    西交民巷是北京历史名街，作为主要标志的金融业不能不提。清朝末年，北京的银行业兴起。今天的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及其附近地区，是北京最早的金融街。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西交民巷仍有银行15家、钱庄2家。中央银行北京分行旧址、中国农工银行旧址、大陆银行旧址、保商银行旧址、中华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旧址等，被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那一座座与全国人大办公楼比邻的西洋风格的建筑，仍在提示着人们西交民巷的古老。在此街区上班的我们，游走其间，心头生起的思绪更多是对今昔变化的感慨，而非纯粹的怀旧。

    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推进，西交民巷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大会堂西路为界，东段已形成全国人大的办公区。新办公楼与23号院办公楼及被人们称作“中华第一店”的人民大会堂宾馆相对而立，两侧分别有银行旧址为伴，亦今亦古，交相辉映，堪称北京西城的精品街区；西段除国家电网北京公司、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外，仍以普通市民居住为主。据说，这里是北京民俗民风保留得比较好的街巷之一。这段街巷也是不少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三

    23号院令我最忆，还因为它自身独有的传奇和太多的故事。不熟悉北京的人们，通常不易发现于人民大会堂南门对过、近在咫尺还有这样一处外观看似普通、实际很了不起的大楼；也无从得知这座大楼的主人们曾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下汗马功劳。到2010年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数字反映变化，数字说明成绩。当我们列述这些数字时，会自然想到全国上下那些为此巨大成果呕心沥血的人们。全国人大从事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应首先包括其中。

    这是一座人才荟萃、令人神往的楼宇。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几代人在此辛勤工作，有的甚至耗尽了生命。历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可谓群星璀璨，既有华发赫然的耄耋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办事机构中既有在全国人大这块园地成长起来的“老人大”，也不乏学有专长的年轻人。同他们朝夕相处、长期合作共事的我，从年长者身上看到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执着和关注。他们从不津津乐道自己不凡的经历和业绩，只把人民大会堂和23号院视为自己事业的归宿和战斗的阵地，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默默耕耘。全国人大机关是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队伍。尽管他们资质各有千秋，专业特长不尽相同，但都把自己看作是全国人大机关的主人，心系国运，情系民生，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满挚挚情愫，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勤奋学习，不懈探索。2003年3月31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准确而中肯的评价：我们人大机关集中了一批对法律和人大工作有一定研究的专家，有一批责任心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的专业不是法律，但经过多年人大工作之后，耳濡目染，自认为又上了一次大学，多了一次难得的深造。我懂得了“一个没有健全法制保障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这般最起码的常识和最基本的道理。我更懂得了，在我们国家，法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党和人民意志；法律必须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立法工作是极为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一部重要法律的诞生，需要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孕育过程，积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

    法律最大的特质是准确严谨。调研、起草、论证、审议、修改，直至颁布，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轻忽和迁就。多少年来，23号院层层楼室不灭的灯光，见证和记录着那些参与立法工作的同志的劳动和奉献。悠悠岁月，不论是隆冬寒风、炎炎夏日，还是春意无尽、秋色如燃，他们从未停止为国家法制根基增添坚固砖石的努力。他们心里流淌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爱。

    23号院原有的主人们多数已迁入前门西大街1号的新大楼。荣获“鲁班奖”的新大楼气度非凡，作为前门大街、西交民巷乃至西城区的新地标，受到北京市民的称赞，更受到全国人大机关全体干部的喜爱。不过我还想说，正如人对故乡的眷念一样，对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那份感情，是很难从心田抹掉的。我怀念“23号”这块牌匾，怀念这座功能齐全的楼宇，我也怀念在这里一起共过事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我们曾一起走来，但今天我们都不愿意说已经离去。

    1970年到2012年，人民大会堂到西郊民巷23号院，42年的情感和记忆，永远根植在我的心田。

    （作者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