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关系中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授权时任挪威首相的布兰特伦夫人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这是联合国针对南北问题、裁军与发展、环境与发展三大挑战成立的三个委员会中之一。该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著名的研究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指出环境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控制人口、消除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加强南北合作和资源管理是实现可持发展的途径，并指出“只有人口数量和增长率与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1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在国内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中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人口政策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根本原因。但是，国际上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论，国际人口政策远没有纳入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

本文将从南北关系或全球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人口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讨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其次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口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的差异，然后讨论联合国人口和环境会议关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争论，最后讨论国际人口政策的局限性。

一．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真正使可持续发展概念广泛流传是世界环境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52）。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被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环境与发展大会（以下简称环发大会）确认，并广泛被国际社会引用。联合国环发大会在可持续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未来的行动计划。

在18世纪未期，马尔萨斯发表著名《人口原理》以前，人们已早就开始探讨人口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政治家和哲学家对有关诸如适度人口数和人口过度增长的弊端等问题发表看法。一个经常的主题就是如何保持人口和做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更具体地说，就是食物和水（联合国，2001：1）。20世纪以来，全球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环境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人口与环境、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马丁（Gorge Martine）（1996） 认为，争论基本上沿着两条思路，一是生物学家如哈丁（Hardin）、 梅叶斯（Myers）、 格德兰（Goodland）和 伊利奇(Paul Ehrlich)等认为，人口增长是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的主要原因，主张控制人口；二是以布斯如（Boserup） 和西蒙（Sim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重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认为前者夸大了人口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作用，过分强调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能解决人口问题。

尽管《我们共同的未来》强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但实际上，要理解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困难在于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从这种相互联系中分离出人口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人口、和经济、环境之间存在联系，但对联系的性质、强度的认识是不一致的（UNFPA，1992）。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口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明显存在关联，但很少有经验证据证明或加以否认（EWC，2002：111）。

20世纪70年代，伊利奇和荷特仁（Paul Ehrlich & Holdren,J）提出的著名公式：

I═P·A·T

即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是人口规模（Ｐ），物质水平（A，人均产量或消费水平）和技术（Ｔ，生产效率）作用的结果。（UNFPA, 2001: 18； 张慕葏等，2001：108）。伊利奇夫妇（Anne Ehrlich & Paul Ehrlich）认为，“I═P? A?T 公式是理解人口增长对环境影响危机的关键”（引自Silliman & King 1999:55）。伊利奇夫妇的话也许有些自吹自擂，但不可否认该公式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数学表达比较简单和明了，这一公式被广泛引用，也被开罗会议背景文件所接受（UNFPA, 1992）。公式主要的缺点在于它不能分离出每个变量对环境的独立影响,并且受到环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女权主义者认为，人口与环境和发展间的简单联系是人口控制的理论前题，人口控制的措施主要针对妇女，并克扣妇女的人权。

　　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差异

《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度增长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131）。由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因此人口增长率较高。2001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为１‰，发达国家为16‰（PRB,2001）。1990年至1975年间，世界新增人口的80％都居住在发展中国家（PRB，1998）。据联合国估计和预测，世界人口到　　2025年将增至大约80亿，在2050年将增至93亿。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已从1965年高峰时的2%下降到2000年的1.3%，预计在2020年将降到1%。而2025年以后的所有人口增长都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UN，2001）。

“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人口增长的动态密切相关，不过这个问题不单纯是全球人口数量的问题。一个出生在物质和能源使用水平很高的国家的孩子，对地球资源的压力要大于一个出生在较穷国家的孩子，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各国内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69）。富裕和贫穷都会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不一样。从全球来看，消费总量及其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部分取决于人口，更多地取决于富裕程度和技术，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占世界总量的56％，而占世界人口最穷的40%在低收入国家，他们仅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1％（联合国，2002：9）。富裕国家对全球生命支撑系统、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要比穷国的影响大得多，这是因为I═P? A?T公式中的 A和T的值比较大所引起的。里约世界首脑会议秘书长史特朗先生指出：“在过去20年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20万亿美元，只有15％是发展中国家新创造的，70％以上都是富裕国家创造的，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和地球生命支撑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发达国家出生的一个孩子的消费的资源是第三世界国家出生孩子所消耗的20－30倍”（UNECD，1992）。环境主义者康蒙内（Barry Commoner）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人口、消费、技术变化和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而不是取决于人口增长（Siliman & King, 1999:4）。

很明显，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比发展中国家要大。在一定程度上讲，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威胁是富裕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富人消耗了太多的资源。马尔萨斯认为穷人是威胁，但这儿相反，富人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威胁远比穷人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和资源耗费影响的差异是理解国际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关键。

　　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

整体上讲，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口众多，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远比发达国家小，不过，不可否认发展中国人口也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但是，发达中国家与发展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方式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不适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者主要面临的是人口增长、贫困和环境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人口增长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前所示有的变化，许多国家实现了人口转变，人口模式迅速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经过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世界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50年（1950-2000）间，约97%的世界人口增长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中位预测，在未来50年间，世界人口仍将持续增长，从目前的63亿增加到2050年的89亿，但新增人口中99%将来自发展中国家（UNPD，200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除增加资源消耗和产生污染外，还面临人口增长、贫困及环境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即“PPE 怪圈”---贫困（Poverty）、 人口（Population）、 环境（Environment）（刘燕华、李秀彬，2002）。

贫困往往与人口快速增长、生态环境脆弱联系在一起。孩子特别是男孩是贫困家庭父母年老时的经济收入保障，贫困夫妇一般希望生育较多的子女。贫困导致人口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导致人均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占有量减少，此外，还导致教育、交通等社会投资的不足。在这些国家中，由于非农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太小，以及容易开发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等已开发过度，不易开发的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沙漠、戈壁等又无力开发。农村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只有滞留在土地上，引起人均收入下降，贫困不可避免。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分布具有一致性。在生态系统良性阈值被突破和缺乏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双重压力的约束下，随着人口增长，只能靠土地利用数量的扩张满足需求，土地数量的进一步扩张又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破坏，使赖以生存的土地质量下降，产出减少。土地利用的生存驱动作用使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陷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在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中，影响最大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脆弱人口。

今天的世界与19世纪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差别是地球上再没有新的未开垦土地可人口急剧增长的国家殖民。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的富国不会敞开门欢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穷人永远是穷人，他们命中注定会生于此，死于此，没有机会对它国的环境产生影响，并且只会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会越来越脆弱。穷人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对其社区或他自己的国家。鉴于此，解决人口问题只能发展中国家自己。当然，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和转让技术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

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是不公正的。因为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一些国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一些地区和国家，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太平洋岛国、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大湖地区都存在由于人口过快增长而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国十分重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关系，人口是关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仍十分尖锐。我国现有耕地19.2亿亩，占国土面积的13.6%，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不及美国的1/6、俄罗斯的1/8，加拿大的1/15，印度的1/2。全国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人均耕地的警戒线，其中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我国优质土地少，66%的耕地分布在丘陵和高原。全国还有8300万亩耕地分布在25度以上坡地上，应逐步退耕还林。由于城市化和道路建设等原因，耕地还在持续减少。这些都对未来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在其它资源上，与耕地的情况一样，总量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很低。如水资源，我国大陆的淡水资源总量28100亿立方米，但人均占量只有2230立方米，亩均水资源1900立方米，仅相当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居世界第108位，而且，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与人口、耕地资源的分布不匹配。许多专家指出，中国资源环境的最大承载人口量为１６亿。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题条件（李宏规、杨胜万，2002）。

　　四、国际文件中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国际社会对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11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次会议是国际上对环境保护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使环境政策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标志着人类对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过去认为地球具有人类可无穷无尽使用的自然资源转变到视地球为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和可遗传的生物化学的进程，人类只有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地球才可以提供人类的需求。两年以后，197４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世界人口会议。这次会议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一样，都是政治性会议，与会代表是政府代表团。

尽管布加勒斯会议是在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会议两年后举行的，但会议并没有将环境与人口之间的联系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的重点主要是讨论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有代表团都加入了是“人口与发展”还是“人口或发展”的争论，即通过发展来达到控制人口，还是通过人口增长来促进发展。这次会议正值联合国讨论国际新秩序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人口问题是造成不发达和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问题，否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和过去殖民掠夺是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主张控制人口。印度、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张通过发展来达到降低生育率，其中最著名的论断是印度卫生福利部长提出的“发展就是避孕药“。这次会议并没有充分讨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问题。1984年墨西哥城国际人口会议之前，联合国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专门研究人口、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原国际人口执行秘书长和人口基金副主任辛（Jyoti Singh）要求与会专家从各自领域研究人口与环境问题，但是终结果是大家只是在大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最后以强调进一步研究而结束（Singh,1998）。墨西哥国际人口会议只强调了“在人口增长趋势同资源和环境需要不平衡的国家内，要敦促它们的政府在总的发展政策范围内，通过和执行有助于矫正此种不平衡的具体政策，包括人口方面的政策，并促进采取鉴别、开发更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改良方法”（全国人大，2000：47）。而且，这次会议主要议程由于美国突然改变过去在布加勒斯会议上的观点，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中性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美国的观点是基于当时国际政治中，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背景，进而在国际上推行新古典主义自由经济学理论。这次会议也是一次争论的会议，没有深入讨论人口与发展、环境问题。

人口问题在里约环发大会上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在里约环发首脑会议前的几次筹备会议上，政府代表团基本上没有听取来自人口专家的意见，人口方面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也远不如1994年开罗会议时活跃，力量比较薄弱（Sigh,1998）。实际上，里约会议宣言没有直接地提到控制人口问题。尽管《21世纪议程》以整章（第5章）专门论述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基本上是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留给1994年召开的开罗人发大会讨论。英国王诸查尔斯在发言中指出：“令人沮丧的是，一些代表团决定阻止讨论人口问题。这样做，实际上否定了其它人对人口、贫困和人口增长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考虑政策问题的机会”（查尔斯讲话，引自Jhonson S.P 1993:157）。

在里约环发首脑会议上，77国集团和中国否认人口增长是环境恶化、资源耗竭和生态脆弱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人口因素是发达国家避免自己对全球环境和资源问题负责的借口。中国不是77国集团，但经常与77国集团保持相同的看法。中国和77国集团认为，全球环境恶化、资源耗竭和生态脆弱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现存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并且发达国家应当对全球珂持续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

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与里约环发首脑会议一样，发展中国家希望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有关人口与、环境与发展内容越少越好，会议文件基本照抄了《21世纪议程》的内容。当时的理由是其它文件已经考虑了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开罗会议《行动纲领》主要引进了生殖健康概念，强调生殖权利，主张人口政策模式从过去重视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到强调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以及废除生育或人口增长指标为主的生殖健康政策。换句话说，人口政策制定并不是出于要解决人口快速增长问题，而考虑是促进人权，总之，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2002年10月在北京和12月在泰国，前联合国人口基金副主任，曾担任1984年墨西哥国际人口会议和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秘书长的辛（Jyoti Singh）还愤愤不平地指出，国际社会没有充分重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论述。他指出，原希望约翰内斯堡会议（Rio+20）在政策层面上讨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从筹备会议期间开始，许多代表团就对这一问题表示沉默。一些代表团担心这一联系会引入对妇女权利的讨论，另一些代表团担心会重新引起在开罗会议上关于人口与发展的争论，否认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在约翰内斯堡会议上，除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亚洲议员发展论坛等几个组织以外,很少有人提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Singh,2002）。

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会议的以来，许多国家颁布了大量的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律，国际社会也制定了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多边协议。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制定《21世纪议程》以来，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这些多边协议以及许多国家法律和一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往往忽视人口问题（UNFPA，2002；李宏规，2002）。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没有把人口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议程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认为，人口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只有中国和越南才在政策层面上将人口控制作为减缓环境恶化的重要措施（Marcox, 1996）。

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否定人口与可持续联系，反对人口控制，甚至反对计划生育的思潮。美国去年重新回到其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轨道，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这些因素都大大不利于国际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时充分考虑人素并将人口因素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五、国际人口政策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局限性

《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第4章）。自20世纪50年代印度最先推行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制定有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许多发展国家的生育率仍太高。一些极度贫困国家如布隆迪、卢旺达和孟加拉，这三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哩597人、719人和2401人，但布隆迪、卢旺达和孟加拉人口将分别28年、33年和38年翻一番。

国际上的计划生育概念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是有差别的。根据1974年布加勒特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第14(F)段的经典定义，计划生育是指：所有夫妇和个人自由负责地决定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以及为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自1968年德里兰人权宣言通过以来，计划就广泛被国际社会确为一种个人基本权利。计划生育生育的基本目的，是满足个人或夫妇在计划生育服务未满足的需要，防止“非意愿”子女的出生。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人口过快增长所导致的环境、资源压力，而是要促进个人和夫妇生殖权利的实现（杨胜万，陶意传，1996）。

国际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来说，有许多方面是令人担忧的。

　　1、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非意愿妊娠和达到夫妇的生育意愿或理想子女规模，但许多国家的夫妇的理想子女规模非常高，并且　理想子女规模的变化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慢长的过程。即使计划生育服务满足了所有的需要，每个家庭都拥有了理想子女规模，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仍较高，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脆弱的环境更加脆弱。

　　2、计划生育概念中的“负责”限定是指“夫妇和个人在行使（生育）权利的责任时，应充分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未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74年《行动计划》第14（F）段）。但是，一些研究者指出，从家庭角度考虑，个人的行为并考虑环境退化等因素，即使夫妇明白环境恶化与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想出于环境的考虑而限制自己的生育率（Ghimire,1993; 杨胜万，陶意传，1996）

3、缺乏资源，满足不了计划生育服务需求，是实施现行国际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障碍。根据海牙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5）的估计，充分实施开罗会议行动纲领，2／3的资金还需要发展中国家自己筹集，另1／3需要国际援助。但是，自开罗会议以后，国际人口援助逐渐减少，发达国家特别是叛国政府违背自己在开罗会议上的承诺，撤回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捐款。在2002年12月曼谷举行的第5次亚太人口会议上，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等美国忠实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代表团对美国的拒绝向人口基金援助进行了批评。同时举行的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通过的曼谷宣言中对美国诋毁开罗会议《行动纲领》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4、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缺乏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的政治承诺。

总之，《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已20多年，但是国际社会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间的联系还缺乏必要共识，特别是一些多连协议、国际会议文件和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往往忽略人口问题。人口政策真正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一部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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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 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副主任兼中国人大网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