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水资源问题
水利部总工程师 刘宁
水与文化关系密切。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水资源问题,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以至于联合国把今年开展的第14个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文化”。深入研究水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制定相应的对策,对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水的文化功能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虽然自然形态的水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化,但是水作为一种载体,一旦与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文化。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水与文化便须臾不可分离,具有强大的功能。
第一,维系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发祥和发展与水密不可分。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催生了古印度文明,黄河与长江哺育了华夏文明。一些早期文明的衰落也与人类没有珍惜水、善待水有关。古巴比伦人对森林的破坏,导致河道和灌溉沟渠淤塞,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淤泥和土地的盐渍化终于使古巴比伦生态系统崩溃。高大的神庙和美丽的花园也随着马其顿征服者的重新建都和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而坍塌,如今在伊拉克境内的古巴比伦遗址已是满目荒凉。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先秦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气候温和,整个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先民们在此逐水而居,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人们开始大兴土木,毁伐森林,人水争地。天灾加上人祸,致使黄河流域经济渐趋衰落。“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的黄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列传七十三》)的地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河流不是人类欲望的函数,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华夏文明的命运与长江、黄河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与我们能否珍惜水、保护水密不可分。
第二,维护人类的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发布的《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多样性是指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河流是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是上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纽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流域内往往分散或聚集着不同的民族,他们既有共同的价值观,又保留了各自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例如,泼水节(傣族、阿昌族)、沐浴节(藏族)、春水节(白族)等民族习俗,放河灯、迎河神、龙王庙祭等宗教仪规,许多风俗离开了水将不复存在。同时,治水活动也提供了独特的景观文化、历史遗存。例如,都江堰工程的修建就是古代人民利用水流自然规律造福人类的实践,工程在2000多年的利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都江堰文化。又如,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水利与运输通道,南北不同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也通过运河而交汇、碰撞、融合,大运河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再如,三峡工程的修建不仅改变了三峡地区既往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风貌,还提供了新的文化景观,三峡工程本身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启示、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自然形态的水是通过审美进入人类精神生活从而获得文化生命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公平意义起源于水。《说文解字》将“法”字解释为:“平之如水,从水。”“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着后人对法律的理解和实践。在追寻世界的本原时,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在我国最早的哲学文献《周易》中,坎卦为河水,兑卦为“泽”,也是水的一种。儒释道三家都从水中感悟人生,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几于道”;佛家说“一水四见”,即同样是水,不同的用心就有不同的观照。在当代,“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以及由“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汇成的三峡移民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二、当代中国水资源问题中的文化成因
我国水资源的主要特点,一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基本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但是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仍是我国当代四大水问题,并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水资源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防洪能力总体提高与洪水灾害不断加大并存;水生态和水环境局部好转,但整体形势严峻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我国的水资源问题集中表现为“两个不适应”,即水利不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适应水资源和水环境条件。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客观因素,也有用水意识、用水习惯以及不合理的开发活动等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人与水的关系不和谐。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就有“天人合一”及“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两种思想长期左右着治水实践。人,无能力,便听天由命或祈天祭神;有能力,便战天斗地或改造山河。就是现今,我们也远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水争地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有时甚至还有所加重。例如,北方大多数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超出其承载能力,淮河流域、西北部分内陆河流、辽河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均超过或接近60%,海河流域已超过100%。通过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人类改变了江河湖泊的关系,也改变了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路径。这种改变一旦超出一定的度,就会严重损害水的循环,甚至导致循环系统的崩溃。比如,上游无节制地引水,会导致下游河湖的干涸;无序和过度的河流开发,会损害河湖的连通性;大量超采地下水,会导致地面沉陷,损害地下水的补充和循环。
对水的文化属性重视不够。水既有自然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然而,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水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属性。运河文化的衰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京杭大运河一直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重要漕运线,各类街巷商铺、特色民居、寺庙道观、地方会馆、皇家园林、官商庭院、名人遗迹等历史痕迹沉积在运河边,造就了运河两岸独特的文化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大运河的恢复和治理上只是突出了河道的水运功能,而对运河传递的文化信息功能却重视不够,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遗迹已经消失,有些地段的运河成了排污河,污染严重。
水务的制度文明不完善。我国古代的一些水利工程之所以至今仍在发挥功能和效益,无不是重视管理制度、注重维修和养护的结果。唐代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规——《水部式》,一些原则至今还在沿用。宋朝的《农田水利约束》、明朝的《水规》以及清代的水利法规均极为严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水利管理仍比较滞后,长期存在着“重工程建设、轻制度建设”的倾向。目前我国已有的402处大型灌区的骨干建筑物损坏率近40%,大型排灌泵站老化破坏率达75%左右。尽管我国灌区已建立7000多个农民用水户协会,但是与实际需要相比还远远不够,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若水务的制度文明不能得到应有的完善,治水机制将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治水需求。
三、文化视野中水资源问题的对策
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们的目标和行动、政策和策略,重估水的文化功能,注重治水过程中的文化建设,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促进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一)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水利建设的核心理念。为此,水利工作者要把握好三方面的认识。一是要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产物。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人类文化演变的载体。人类在发挥能动性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河流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相关生态系统的关系。二是要认识到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相应地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应当体现人们在发展权利上的平等、在资源享用权利上的平等。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必须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不同区域的利益需求,统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三是要协调好人类价值实现与自然价值利用的关系。河流的开发与保护,要立足于河流价值与人类需要之间的有机统一,既承认河流的自身价值,同时又要强调这种价值与人类需要的互动依托。一条健康的河流,既是生态良好的河流,也应是造福人类的河流。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们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一定要建立在对粗放和不理性行为自律约束的框架下,建立在对河流服务价值的尊重与保护的基础上。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路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推动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一要把水资源的多种价值和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水资源是典型的公共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精神价值、环境价值、生态价值等。同时,由于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会产生外部效应(既有正的影响也有负的影响)。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将上述多种价值以及外部效应(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纳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体系。二要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水资源紧缺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要与上述两个承载能力相适应,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在洪水威胁严重的地区,城镇发展和产业布局必须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严禁盲目围垦、设障、侵占河滩及行洪通道,科学建设、合理运用分蓄洪区,给洪水以出路,规避洪水风险。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行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方针,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严禁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三要倡导文明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注重从生产过程的始端控制资源的消耗和污废物的产生,加强技术改造和工艺流程再造,尽可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发展绿色经济,严格排污权管理,提高再生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倡导和实践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加强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确保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三)进一步加强水务制度建设。一是建立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水资源的自然属性、水资源的多功能性以及我国特定的国情,都要求实行流域综合管理。为此,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以及水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关系,明确各自事权分工,建立流域与区域、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的会商机制和信息交换制度,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把流域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要将以水为载体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维护河流的健康。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形成一整套机制,来调整水资源配置、再配置(包括开源、节流、保护)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同时,河流立法和流域立法必须反映和考虑河流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特色。水利规划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资源规划、文化发展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三是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要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建立自律式发展的节水模式,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四)注重河流健康和水文化景观建设。河流的自然生命是其文化生命的基础。河流只有健康地存在,才能积极地启示、影响和塑造人类精神生活。维护河流健康,必须合理配置水资源,保证河流的生态,建立健全河流健康指标体系,并落实到流域或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中,落实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中。未来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努力营造清新优美的水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支撑。水环境只有突出文化品位,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水景观只有注入文化内涵,才能展示水的个性与魅力;水工程只有发挥审美效应,才能更生动、更和谐、更富有活力。我们要把水文化景观建设与建筑、旅游、交通、环保、绿化等有机结合起来,使水文化景观成为展示现代文明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对历史上形成的水文化工程和水文化产品,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强文化保护,让其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对新建的水利工程,在实现其工程功能的同时,要能体现自然景观特色,反映历史文化渊源,让水利工程充分展示丰厚的水文化底蕴,展现独特的水环境风采。
来源:求是 2006年第23期(总444期) 12月1日出版
一、水的文化功能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虽然自然形态的水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化,但是水作为一种载体,一旦与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文化。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水与文化便须臾不可分离,具有强大的功能。
第一,维系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发祥和发展与水密不可分。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催生了古印度文明,黄河与长江哺育了华夏文明。一些早期文明的衰落也与人类没有珍惜水、善待水有关。古巴比伦人对森林的破坏,导致河道和灌溉沟渠淤塞,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淤泥和土地的盐渍化终于使古巴比伦生态系统崩溃。高大的神庙和美丽的花园也随着马其顿征服者的重新建都和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而坍塌,如今在伊拉克境内的古巴比伦遗址已是满目荒凉。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先秦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气候温和,整个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先民们在此逐水而居,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人们开始大兴土木,毁伐森林,人水争地。天灾加上人祸,致使黄河流域经济渐趋衰落。“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的黄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列传七十三》)的地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河流不是人类欲望的函数,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华夏文明的命运与长江、黄河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与我们能否珍惜水、保护水密不可分。
第二,维护人类的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发布的《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多样性是指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河流是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是上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纽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流域内往往分散或聚集着不同的民族,他们既有共同的价值观,又保留了各自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例如,泼水节(傣族、阿昌族)、沐浴节(藏族)、春水节(白族)等民族习俗,放河灯、迎河神、龙王庙祭等宗教仪规,许多风俗离开了水将不复存在。同时,治水活动也提供了独特的景观文化、历史遗存。例如,都江堰工程的修建就是古代人民利用水流自然规律造福人类的实践,工程在2000多年的利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都江堰文化。又如,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水利与运输通道,南北不同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也通过运河而交汇、碰撞、融合,大运河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再如,三峡工程的修建不仅改变了三峡地区既往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风貌,还提供了新的文化景观,三峡工程本身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启示、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自然形态的水是通过审美进入人类精神生活从而获得文化生命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公平意义起源于水。《说文解字》将“法”字解释为:“平之如水,从水。”“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着后人对法律的理解和实践。在追寻世界的本原时,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在我国最早的哲学文献《周易》中,坎卦为河水,兑卦为“泽”,也是水的一种。儒释道三家都从水中感悟人生,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几于道”;佛家说“一水四见”,即同样是水,不同的用心就有不同的观照。在当代,“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以及由“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汇成的三峡移民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二、当代中国水资源问题中的文化成因
我国水资源的主要特点,一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基本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但是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仍是我国当代四大水问题,并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水资源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防洪能力总体提高与洪水灾害不断加大并存;水生态和水环境局部好转,但整体形势严峻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我国的水资源问题集中表现为“两个不适应”,即水利不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适应水资源和水环境条件。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客观因素,也有用水意识、用水习惯以及不合理的开发活动等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人与水的关系不和谐。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就有“天人合一”及“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两种思想长期左右着治水实践。人,无能力,便听天由命或祈天祭神;有能力,便战天斗地或改造山河。就是现今,我们也远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水争地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有时甚至还有所加重。例如,北方大多数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超出其承载能力,淮河流域、西北部分内陆河流、辽河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均超过或接近60%,海河流域已超过100%。通过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人类改变了江河湖泊的关系,也改变了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路径。这种改变一旦超出一定的度,就会严重损害水的循环,甚至导致循环系统的崩溃。比如,上游无节制地引水,会导致下游河湖的干涸;无序和过度的河流开发,会损害河湖的连通性;大量超采地下水,会导致地面沉陷,损害地下水的补充和循环。
对水的文化属性重视不够。水既有自然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然而,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水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属性。运河文化的衰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京杭大运河一直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重要漕运线,各类街巷商铺、特色民居、寺庙道观、地方会馆、皇家园林、官商庭院、名人遗迹等历史痕迹沉积在运河边,造就了运河两岸独特的文化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大运河的恢复和治理上只是突出了河道的水运功能,而对运河传递的文化信息功能却重视不够,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遗迹已经消失,有些地段的运河成了排污河,污染严重。
水务的制度文明不完善。我国古代的一些水利工程之所以至今仍在发挥功能和效益,无不是重视管理制度、注重维修和养护的结果。唐代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规——《水部式》,一些原则至今还在沿用。宋朝的《农田水利约束》、明朝的《水规》以及清代的水利法规均极为严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水利管理仍比较滞后,长期存在着“重工程建设、轻制度建设”的倾向。目前我国已有的402处大型灌区的骨干建筑物损坏率近40%,大型排灌泵站老化破坏率达75%左右。尽管我国灌区已建立7000多个农民用水户协会,但是与实际需要相比还远远不够,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若水务的制度文明不能得到应有的完善,治水机制将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治水需求。
三、文化视野中水资源问题的对策
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们的目标和行动、政策和策略,重估水的文化功能,注重治水过程中的文化建设,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促进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一)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水利建设的核心理念。为此,水利工作者要把握好三方面的认识。一是要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产物。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人类文化演变的载体。人类在发挥能动性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河流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相关生态系统的关系。二是要认识到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相应地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应当体现人们在发展权利上的平等、在资源享用权利上的平等。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必须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不同区域的利益需求,统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三是要协调好人类价值实现与自然价值利用的关系。河流的开发与保护,要立足于河流价值与人类需要之间的有机统一,既承认河流的自身价值,同时又要强调这种价值与人类需要的互动依托。一条健康的河流,既是生态良好的河流,也应是造福人类的河流。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们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一定要建立在对粗放和不理性行为自律约束的框架下,建立在对河流服务价值的尊重与保护的基础上。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路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推动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一要把水资源的多种价值和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水资源是典型的公共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精神价值、环境价值、生态价值等。同时,由于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会产生外部效应(既有正的影响也有负的影响)。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将上述多种价值以及外部效应(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纳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体系。二要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水资源紧缺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要与上述两个承载能力相适应,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在洪水威胁严重的地区,城镇发展和产业布局必须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严禁盲目围垦、设障、侵占河滩及行洪通道,科学建设、合理运用分蓄洪区,给洪水以出路,规避洪水风险。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行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方针,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严禁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三要倡导文明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注重从生产过程的始端控制资源的消耗和污废物的产生,加强技术改造和工艺流程再造,尽可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发展绿色经济,严格排污权管理,提高再生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倡导和实践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加强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确保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三)进一步加强水务制度建设。一是建立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水资源的自然属性、水资源的多功能性以及我国特定的国情,都要求实行流域综合管理。为此,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以及水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关系,明确各自事权分工,建立流域与区域、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的会商机制和信息交换制度,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把流域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要将以水为载体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维护河流的健康。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形成一整套机制,来调整水资源配置、再配置(包括开源、节流、保护)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同时,河流立法和流域立法必须反映和考虑河流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特色。水利规划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资源规划、文化发展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三是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要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建立自律式发展的节水模式,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四)注重河流健康和水文化景观建设。河流的自然生命是其文化生命的基础。河流只有健康地存在,才能积极地启示、影响和塑造人类精神生活。维护河流健康,必须合理配置水资源,保证河流的生态,建立健全河流健康指标体系,并落实到流域或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中,落实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中。未来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努力营造清新优美的水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支撑。水环境只有突出文化品位,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水景观只有注入文化内涵,才能展示水的个性与魅力;水工程只有发挥审美效应,才能更生动、更和谐、更富有活力。我们要把水文化景观建设与建筑、旅游、交通、环保、绿化等有机结合起来,使水文化景观成为展示现代文明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对历史上形成的水文化工程和水文化产品,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强文化保护,让其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对新建的水利工程,在实现其工程功能的同时,要能体现自然景观特色,反映历史文化渊源,让水利工程充分展示丰厚的水文化底蕴,展现独特的水环境风采。
来源:求是 2006年第23期(总444期) 12月1日出版
编 辑: 系统管理员
责 编: 苏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