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历史解读

　　2004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关注、追索与探讨。笔者认为，今天我们进行和谐社会的法律构建，虽然是以中国的现实为起点的，但中国的现实则积淀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因此，在讨论法制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时，在“五五”普法中，不能缺乏对历史的了解。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Holmes)的名言所说“要了解法律是什么，我们必须知道它曾经是什么，以及它将要变成什么”。

　　回首几千年中国的法制传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希望建立和谐社会的传统最早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学说。如先秦儒家就希望由“伦理”通和谐，其代表人物孔子讲“仁”，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安分守己，社会稳定和谐。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他从孔子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他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看到，靠个人自我的修行要达到儒家的社会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他更加重视民心向背，提醒统治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统治者应推恩于民，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以管仲、商鞅、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主张用“法治”致和谐。“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管子·法法》)。韩非还进一步描述了这一法治国的和谐蓝图：“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先秦道家则提出以“无为”来达至和谐。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彰显人道、世道与人道的统一，彰显人身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的社会理想就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在表达中国古人追求和谐的大同社会方面，最为清晰、最为经典的是《礼记·礼运篇》的描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已，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由此可见，追求和谐、向往大同，是中华民族的长年追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对上述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一种继承，而且更是对先贤圣哲智慧的一种提炼和升华，比古代中国人所提出的和谐社会有了更新的内涵和更高的境界。

　　第一，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是以民主为基点的，强调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而古代中国人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以君主专制为前提，强调臣民的义务，忽视人民群众的权利和意志；

　　第二，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是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强调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等保护，体现公平和正义这一根本的价值目标。而古代中国人提出的社会和谐，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贯穿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三纲五常”的伦理要求；

　　第三，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是通过建章立制、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等治国方略来实现的。法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事业中，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至尊至圣、至高无上的规范体系。而古代中国人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不仅儒家、道家和墨家，视法律为辅助性的治国手段，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使用的工具。就是在强调以法治国的法家那里，全国的臣民虽然都必须服从法律，但君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且就是这种被法家强调严格执行的法律本身，也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

　　第四，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社会，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之上，有着强大的综合国力、科技水平的保障实施的宏伟蓝图。而古代中国人设计的和谐社会，不管是儒家所憧憬的大同世界，还是道家所追求的小国寡民，基本上都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缺少实现的可能性。

　　（作者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法制日报  2006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