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延安精神告诉未来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要有精神的。精神对头，就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鲜明地提出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宗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根据地的局部执政走向整个中国的全面执政，书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革命传统延安精神。直到今天，延安精神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时代价值。
        最近，全国人大机关委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举办革命传统教育培训班，我有幸作为第一期培训班的学员来到延安，在学院的安排下，先后参观抗大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凤凰山、杨家岭、南泥湾、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通过现场体验、课堂讲授和研讨交流，对延安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一、对延安精神基本内容的理解
        2002年4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考察时对延安精神做了精辟的概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所包括的这四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总体精神风貌，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魅力。
        以上四个方面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正是由此决定的。其他几条，都是根本宗旨在不同方面的表现，而且都是从属于根本宗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都朝向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谋求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更必须以人为本。执政党的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时时刻刻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以此作为检验自己是否真正称职的试金石。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表现为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表现为对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联系和区别的明确认识，表现为对当时的形势、任务、政策和策略的准确把握；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表现为反对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表现为从新时期新阶段的历史实际出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继续完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不仅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自己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路。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同时又在政治方向和思想路线上不犯错误，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挡得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在具体实践中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总体风貌。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把政治方向和思想路线搞正确，在行为方式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也应当有一个总的特征，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归根结底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里起着决定作用。如果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为目的，在行为方式上就往往追求享乐至上、消费至上，以好逸恶劳、骄奢淫逸为荣，甚至不惜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最后的结果是害人害己。在今天已经比较丰裕的物质条件下，我们仍然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

        二、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沉淀，在延安时代不同寻常的艰苦环境的挑战之下所激发出来的人类精神奇观。延安精神，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十六大报告精辟地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就有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现，也有不同的人群作为其代表和载体。延安时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要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宗旨，而且在黄河之滨集合、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实践，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目标发展，同时也使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延安精神”这一非凡形态表现出来。现在，我们在面对震古烁今的延安精神的同时，更要看到它的源与流，也要看到它的未来走向。
        我们的民族祖先在理想信念上一直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古人心中的大同理想世界。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将这个遥远的大同世界描绘得十分具体。如果说大同世界是中华先辈的最高纲领的话，那么，小康社会便是其最低纲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盛世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古代小康社会。大凡在这样的时候，全社会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都受到一种价值理想的指引，大家崇尚的是求真务实、躬践笃行的精神，统治者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是礼法并用，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上、以“大一统”为旨归，而且常以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砥砺臣民的心志。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已经为它准备好了具有充足营养的胚层。但是，要把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条件之一就是特定的实践主体以深厚的理论文化素养、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创新能力，对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把握。
        通观历史上的文化传播过程，一种新的文化进来了，必然要碰到同化或排异的反应。王明等人无视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说明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懂中国的实际，甚至对人类文化的传播规律也知之甚少。
        针对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而且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当前国内外的情况来看，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固然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同样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我们不是保守主义者。面对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但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头脑和一个能够进行正常的消化吸收的肠胃系统，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要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不能把自己变成别人。我们要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近代以来走过的道路，理性地抉择我们下一步在哪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认准的事业，问题的关键是：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把“中国特色”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还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排除各种干扰，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

        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今天所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的体系。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近代以来，我国各种政治力量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旋律中进行了多次制度选择方面的试验，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政权建设和制度模式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党在延安时期的十三年中，积累了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为走向全面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型创造了条件。
        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治，其组织形式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的“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即各级参议会。在这个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其中这样论述根据地政权的性质：“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智慧以及他对矛盾特殊性原理的精确把握。
        从一开始，在根据地试验的这种政权就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也孕育着后来成熟期的政权组织形式的一些基本要素：第一，这个政权由根据地人民通过自下而上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而产生，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共产党在这个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第三，党员与非党人士民主协商，合作共事；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执政为民；四，政权组成人员廉洁自律，艰苦奋斗；五，让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六，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光辉历程，我们要予以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延安精神是根据地政权的灵魂，而根据地政权又是延安精神的载体。这启示我们：各种制度设计（包括法律制度的设计）一定要有中国的特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包括思想道德导向；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
        我们今天学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延安精神，要将其转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强大动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探索所选择的中国特色政治模式。在这个制度中，承载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承载着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我们要通过这个制度来实现党和人民的价值理念，为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以下几条：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奋斗--人大工作应当围绕这个党和国家的大局进行；
        第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第四，一方面是立法为民、监督为民，一方面是民主立法、民主监督，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上保障人民群众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主体地位；
        第五，为了充分发挥人大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特殊功能，除了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保障方面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之外，还要在制度（包括法律）的文化内涵、道德品位和价值导向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要发挥我们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某些具体方面，如选区的划分、代表名额的分配、选民与代表的关系、代表的人数和构成、机构的设置及其功能定位、立法和监督的公众参与、对代表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有效监督、立法评估体系的建立，等等，都应当逐步加以完善；
        第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如何做到相互配合，形成有机联系的制度体系，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八，在全国人大机关工作的所有人员，一定要认识到为代表、委员服务与为人民服务的一致性，履行岗位职责，当好人民公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总之，无论是从精神文化内涵还是从制度价值导向来看，延安精神都是永恒的。延安精神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走来，也必将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去。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是在前人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伟大的创新，都离不开既定的历史条件。今天，我们尤其要以延安精神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年轻的一代，培养塑造成千上万的可靠接班人，这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