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对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蒋正华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化现象不仅为老年人所关心，更是今天的青年人在未来要面对的现实，因此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２１世纪将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世纪，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一过程有许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２０世纪末，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尽管如此，当全国性老龄化高潮到来之际，仍会有大量难以准确预料的情况发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策。
一、世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世界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原因。１９世纪许多国家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４０岁左右，２０世纪末已经达到６０至７０岁，一些国家已经超过８０岁。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膨胀。生育率的下降则使老龄化指标的分母——总人口开始减少或者增长减速，老龄化现象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尤其是在高生育时代向低生育时代转变初期出生的大量婴儿，必然在数十年后形成老龄化的高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和预测，１９５０年世界６０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８％，这项指标在经济发达国家为１１．４％，在发展中国家为６．３％，相差近１倍。到２０２５年，这三项数字将分别为１４．８％，２５．３％和１２．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２０２５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将非常类似于经济发达国家在１９５０年时的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高峰不可避免地将在２１世纪后期出现。
人口老龄化同时也意味着全部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随着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提高，老年的定义也有变化。２０世纪初，一些研究人员还曾以５０岁作为老年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疟疾等流行性疾病迅速得到控制，有的国家在一年内死亡率就下降了１／３，老年的定义也相应地提高到６０岁以上。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许多国家以６５岁作为老年的标准。现在，６０岁和６５岁都是国际通用的老年划分标准，一些专家还将６０岁到６９岁称为年轻的老人，７０岁到７９岁称中年老人，８０岁以上才是真正的老年人。这样的年龄划分也反映了在处理老年人的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观念和原则。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人口出生率从１９世纪起就已缓慢、平稳地下降。到２０世纪初，近３０个国家的生育率已下降到每对夫妇平均生育１．２到２个子女的水平，意大利南部还出现过每对夫妇平均生０．８６个子女的最低记录。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各国都经历了儿童、老人少，劳动力多的黄金发展时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为随后应对老龄化挑战积累了资源。２０世纪中期以后，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后果逐渐凸现。儿童比例的下降减少了家庭津贴、福利开支、学校费用和医疗支出，但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比例都在上升，由此而增加的支出大大超过儿童减少所节约的费用，许多国家正在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劳动年龄时期对养老基金的贡献等办法，努力维护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在许多国家中，采取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使本国财政不堪重负。即使有的国家采取了最高可达７０％以上的累进所得税制度，但仍不得不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必要投入。除此之外，消费结构改变、家庭联系松散、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也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预测，２０３０年美国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将占２０％，同时，拉美裔美国人到２０５０年可能超过１亿，占总人口的１／４，亚太裔美国人比例提高到８％，与５０年前美国９０％为白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的情况相比，将对美国社会许多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联合国就老龄问题先后通过《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世界老年人宣言》等文件，国际社会正在行动起来。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数量多，地区差别大。
按联合国统计，从上世纪的１９５０年到九十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１７６％，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２１７％；而在本世纪未来的２５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９０％，中国的老人则将增加１１１％。有的人口研究机构统计，６５岁以上老人从７％增加到１４％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１１５年，瑞典是８５年，美国是６６年，英国是４５年，而中国只需要２５年。
若以６５岁作为进入老龄的标准，２００５年中国老人总数将超过１亿人，２０２７年将超过２亿，２０３７年将超过３亿，最多时约为３．３亿人。若以６０岁为老龄标准，１５年前我国老人就已超过１亿，２０１４年将达２．０３亿，２０２６年将达３．０４亿，２０３９年将达４亿人，最高时可达到４．４亿左右。本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６０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将增长４％以上，６５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５％，被称为老年老人或老老人的８０岁以上人口数增长速度更快。也就是说，每１２至１３年，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１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老人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了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这一增长的趋势及其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我国老龄化高速发展的原因是：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７个，出生率最高的年份超过４０‰，这些婴儿在６０年后陆续在各个年龄段形成人口高峰，最终进入老年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人口特别集中的部分就像一只被蛇吞吃的野兔，当它通过蛇的身体时，到达哪一段就在哪一段形成局部膨大。
２．死亡率急剧下降，平均寿命迅速上升。解放前，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３５岁左右。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在短短的１０多年间提高到近６０岁，每年增加１岁多。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２００‰左右急剧下降至两位数，这就使得５０至６０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在我们庆贺社会发展、健康长寿的同时，也将迎来本世纪的银发高峰。
３．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缩减了总人口。上述两个原因决定了２１世纪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与作为分母的总人口的数量有关。尽管这一比例对决定老龄工作的导向不起主要作用，但总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却使老龄化的过程突出起来，更加引人注目。
三、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由于扶养老年人与扶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２∶１—３∶１。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高所得税、高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１／３。美国某些年的养老金开支超过国防费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我国１９７８年离退休职工支出为１７．３亿元，１９９０年上升到３８８．９亿元，２００３年已达到４０８８．６亿元；医疗费用从１９９０年的７６．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７１．３亿元。我国上世纪９０年代社会保障费用也曾高达ＧＤＰ的１３％，近年稳定在５％左右。
老年人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各种类型精神疾病困扰着广大的老年人群，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家庭联系松散，丧偶以后独居的老人尤其感到孤立无助。我国则强调尊老爱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家庭和社区组织等部门在关爱老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老年人需要充实的物质生活。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明显增加。据统计部门调查，２０００年城市老年人平均收入比１９９２年提高３．１倍，同期农村老人收入增长１．７倍。我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显示，城市７５．６％和农村５５．６％的老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在农村，８６．１％的老年人认为比起过去在生产队里的老人，自己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市也有７０．３％的老人认为自己比过去离退休职工“经济上更加有保障”。城市中的老人家庭现代生活设施从１９９２年的４种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８种，５０％的城市老人有独立的煤气、电话、电冰箱和室内厕所设施，户均住房面积达到７０多平方米。农村老人５０％有两种现代化家庭设施，户均住房面积达到８０多平方米。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老年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其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还很小，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他们的家庭财产也明显少于青壮年。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年对４０００户城市居民调查显示，６０—７０岁老年户家庭财产平均为１６．２万元，７０岁以上者１５．７万元，比３５—４０岁青壮年户家庭财产少４３％。
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据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城市居民每年住院费用０—４岁为８１７元，１０—１９岁增加到２２４４元，４０—４９岁为４５７７元，６５岁以上则增加到５０９６元。可见，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３∶１，有的国家甚至达到５∶１。我国正在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这些数据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一些城市重视加强社区建设，使老年人在社区中得到方便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降低了医疗开支，这些都是有益的经验。从管理体制上，还可实行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保障的力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一些地区试点，对大病治疗给予有力的支持。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６０％是因病，在疾病、灾害等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四、结论与意见
对中国和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展望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意见：
１．２１世纪我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是２０世纪５０到６０年代高生育、低死亡的必然后果，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一致。
２．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实施至今，使我国少生３亿多人，降低了２１世纪中期老龄人口的数量，从而减轻了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
３．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使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直到老龄化严重的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仍可保持在总人口５０％以上，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前劳动力总量最丰富时甚至可达总人口的６５％，目前仍有１．５亿以上的富余劳动力。因此，今后数十年内都是我国劳动力充沛的黄金发展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不会发生经济发达国家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４．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仍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尽管日本人均耕地只有７分，但劳均耕地却有１３亩，远远高于我国。因此，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扶养老人的各种需求，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５．我国经济发展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未来扶养老人的社会能力的提高，应从培养高素质人口着力，采取各种措施使我国从人口数量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为此，我国应采取稳定低生育水平，培养高素质人口，完善经济、社会制度，提高服务、保障能力，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统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发展。
６．我国各个地区人口差别巨大。上海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从１９９３年起即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达到世界最长寿国家的水平，个别区早在１０多年前老人比例已接近１／４。同时，也有少数省份人口仍然十分年轻，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在人口及其相关的政策上不宜一刀切，应当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
７．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迅速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影响将反映在社会结构及功能、人际关系及代际关系、家庭内经济流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这些变化也会对老龄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应当相应地在社区建设、养老保障、医疗体制、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适当的安排。
８．老年人不仅需要社会的扶养，同时也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我国许多老人年老志不衰，仍然在各个领域继续作贡献。老人的知识、经验、威望、品德、能力等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提倡“老有所为”是我国特有的老龄工作方针之一，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的重视、尊重，仍应继续作为我国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针。
９．近年来，健康老龄化的观念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提出，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在进入老年期时在躯体、心理、智力、社会、经济五个方面的功能仍能保持良好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中若有较大的比例属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得到制约或缓解，则其老龄化过程或现象就可算是健康的老龄化，或成功的老龄化。为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一致的努力，也需要老年人的积极参与。我国在这方面应当大有作为，努力为世界提供范例。
来源：求是 2005年第5期 3月16日出版（总第402期）
中国人大网 2005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 崔丽霞
一、世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世界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原因。１９世纪许多国家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４０岁左右，２０世纪末已经达到６０至７０岁，一些国家已经超过８０岁。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膨胀。生育率的下降则使老龄化指标的分母——总人口开始减少或者增长减速，老龄化现象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尤其是在高生育时代向低生育时代转变初期出生的大量婴儿，必然在数十年后形成老龄化的高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和预测，１９５０年世界６０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８％，这项指标在经济发达国家为１１．４％，在发展中国家为６．３％，相差近１倍。到２０２５年，这三项数字将分别为１４．８％，２５．３％和１２．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２０２５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将非常类似于经济发达国家在１９５０年时的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高峰不可避免地将在２１世纪后期出现。
人口老龄化同时也意味着全部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随着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提高，老年的定义也有变化。２０世纪初，一些研究人员还曾以５０岁作为老年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疟疾等流行性疾病迅速得到控制，有的国家在一年内死亡率就下降了１／３，老年的定义也相应地提高到６０岁以上。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许多国家以６５岁作为老年的标准。现在，６０岁和６５岁都是国际通用的老年划分标准，一些专家还将６０岁到６９岁称为年轻的老人，７０岁到７９岁称中年老人，８０岁以上才是真正的老年人。这样的年龄划分也反映了在处理老年人的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观念和原则。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人口出生率从１９世纪起就已缓慢、平稳地下降。到２０世纪初，近３０个国家的生育率已下降到每对夫妇平均生育１．２到２个子女的水平，意大利南部还出现过每对夫妇平均生０．８６个子女的最低记录。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各国都经历了儿童、老人少，劳动力多的黄金发展时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为随后应对老龄化挑战积累了资源。２０世纪中期以后，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后果逐渐凸现。儿童比例的下降减少了家庭津贴、福利开支、学校费用和医疗支出，但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比例都在上升，由此而增加的支出大大超过儿童减少所节约的费用，许多国家正在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劳动年龄时期对养老基金的贡献等办法，努力维护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在许多国家中，采取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使本国财政不堪重负。即使有的国家采取了最高可达７０％以上的累进所得税制度，但仍不得不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必要投入。除此之外，消费结构改变、家庭联系松散、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也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预测，２０３０年美国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将占２０％，同时，拉美裔美国人到２０５０年可能超过１亿，占总人口的１／４，亚太裔美国人比例提高到８％，与５０年前美国９０％为白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的情况相比，将对美国社会许多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联合国就老龄问题先后通过《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世界老年人宣言》等文件，国际社会正在行动起来。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数量多，地区差别大。
按联合国统计，从上世纪的１９５０年到九十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１７６％，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２１７％；而在本世纪未来的２５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９０％，中国的老人则将增加１１１％。有的人口研究机构统计，６５岁以上老人从７％增加到１４％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１１５年，瑞典是８５年，美国是６６年，英国是４５年，而中国只需要２５年。
若以６５岁作为进入老龄的标准，２００５年中国老人总数将超过１亿人，２０２７年将超过２亿，２０３７年将超过３亿，最多时约为３．３亿人。若以６０岁为老龄标准，１５年前我国老人就已超过１亿，２０１４年将达２．０３亿，２０２６年将达３．０４亿，２０３９年将达４亿人，最高时可达到４．４亿左右。本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６０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将增长４％以上，６５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５％，被称为老年老人或老老人的８０岁以上人口数增长速度更快。也就是说，每１２至１３年，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１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老人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了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这一增长的趋势及其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我国老龄化高速发展的原因是：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７个，出生率最高的年份超过４０‰，这些婴儿在６０年后陆续在各个年龄段形成人口高峰，最终进入老年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人口特别集中的部分就像一只被蛇吞吃的野兔，当它通过蛇的身体时，到达哪一段就在哪一段形成局部膨大。
２．死亡率急剧下降，平均寿命迅速上升。解放前，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３５岁左右。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在短短的１０多年间提高到近６０岁，每年增加１岁多。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２００‰左右急剧下降至两位数，这就使得５０至６０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在我们庆贺社会发展、健康长寿的同时，也将迎来本世纪的银发高峰。
３．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缩减了总人口。上述两个原因决定了２１世纪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与作为分母的总人口的数量有关。尽管这一比例对决定老龄工作的导向不起主要作用，但总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却使老龄化的过程突出起来，更加引人注目。
三、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由于扶养老年人与扶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２∶１—３∶１。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高所得税、高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１／３。美国某些年的养老金开支超过国防费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我国１９７８年离退休职工支出为１７．３亿元，１９９０年上升到３８８．９亿元，２００３年已达到４０８８．６亿元；医疗费用从１９９０年的７６．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７１．３亿元。我国上世纪９０年代社会保障费用也曾高达ＧＤＰ的１３％，近年稳定在５％左右。
老年人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各种类型精神疾病困扰着广大的老年人群，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家庭联系松散，丧偶以后独居的老人尤其感到孤立无助。我国则强调尊老爱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家庭和社区组织等部门在关爱老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老年人需要充实的物质生活。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明显增加。据统计部门调查，２０００年城市老年人平均收入比１９９２年提高３．１倍，同期农村老人收入增长１．７倍。我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显示，城市７５．６％和农村５５．６％的老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在农村，８６．１％的老年人认为比起过去在生产队里的老人，自己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市也有７０．３％的老人认为自己比过去离退休职工“经济上更加有保障”。城市中的老人家庭现代生活设施从１９９２年的４种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８种，５０％的城市老人有独立的煤气、电话、电冰箱和室内厕所设施，户均住房面积达到７０多平方米。农村老人５０％有两种现代化家庭设施，户均住房面积达到８０多平方米。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老年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其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还很小，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他们的家庭财产也明显少于青壮年。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年对４０００户城市居民调查显示，６０—７０岁老年户家庭财产平均为１６．２万元，７０岁以上者１５．７万元，比３５—４０岁青壮年户家庭财产少４３％。
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据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城市居民每年住院费用０—４岁为８１７元，１０—１９岁增加到２２４４元，４０—４９岁为４５７７元，６５岁以上则增加到５０９６元。可见，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３∶１，有的国家甚至达到５∶１。我国正在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这些数据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一些城市重视加强社区建设，使老年人在社区中得到方便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降低了医疗开支，这些都是有益的经验。从管理体制上，还可实行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保障的力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一些地区试点，对大病治疗给予有力的支持。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６０％是因病，在疾病、灾害等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四、结论与意见
对中国和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展望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意见：
１．２１世纪我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是２０世纪５０到６０年代高生育、低死亡的必然后果，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一致。
２．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实施至今，使我国少生３亿多人，降低了２１世纪中期老龄人口的数量，从而减轻了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
３．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使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直到老龄化严重的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仍可保持在总人口５０％以上，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前劳动力总量最丰富时甚至可达总人口的６５％，目前仍有１．５亿以上的富余劳动力。因此，今后数十年内都是我国劳动力充沛的黄金发展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不会发生经济发达国家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４．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仍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尽管日本人均耕地只有７分，但劳均耕地却有１３亩，远远高于我国。因此，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扶养老人的各种需求，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５．我国经济发展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未来扶养老人的社会能力的提高，应从培养高素质人口着力，采取各种措施使我国从人口数量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为此，我国应采取稳定低生育水平，培养高素质人口，完善经济、社会制度，提高服务、保障能力，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统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发展。
６．我国各个地区人口差别巨大。上海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从１９９３年起即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达到世界最长寿国家的水平，个别区早在１０多年前老人比例已接近１／４。同时，也有少数省份人口仍然十分年轻，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在人口及其相关的政策上不宜一刀切，应当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
７．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迅速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影响将反映在社会结构及功能、人际关系及代际关系、家庭内经济流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这些变化也会对老龄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应当相应地在社区建设、养老保障、医疗体制、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适当的安排。
８．老年人不仅需要社会的扶养，同时也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我国许多老人年老志不衰，仍然在各个领域继续作贡献。老人的知识、经验、威望、品德、能力等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提倡“老有所为”是我国特有的老龄工作方针之一，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的重视、尊重，仍应继续作为我国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针。
９．近年来，健康老龄化的观念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提出，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在进入老年期时在躯体、心理、智力、社会、经济五个方面的功能仍能保持良好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中若有较大的比例属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得到制约或缓解，则其老龄化过程或现象就可算是健康的老龄化，或成功的老龄化。为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一致的努力，也需要老年人的积极参与。我国在这方面应当大有作为，努力为世界提供范例。
来源：求是 2005年第5期 3月16日出版（总第4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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